爱华网系列专题：代工企业转型
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国际市场的需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代工企业也出现了分化。而如何转型，不同的企业则要区别对待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2008年底，合俊玩具厂的破产倒闭曾经震惊了中国代工界；近日，另一家玩具代工企业、位于深圳的阳光塑胶也传出濒临停产的消息。 像合俊这类代工企业，曾是珠三角地区代工行业的佼佼者，这样财大气粗的“代工业大佬”尚且如此，中小型代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随着全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国外订单大幅减少，中国珠三角地区大部分代工企业生存步履维艰。 然而，金融危机只是中国代工产业遭遇寒冬的导火索，根本原因还在于代工业长期受制于人，缺乏自主品牌及技术开发能力，注定路途坎坷。在这种状况下，代工业转型的呼声变得更为响亮。那么，中国的代工产业之路是否走到了尽头？代工企业转型面临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针对上述问题，《法人》记者专访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副院长、政治经济系主任桑百川教授。 不是所有企业都该转型 “大家都在说应该加快制造业转型、谋求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但谈何容易。”作为贸易及外商投资领域的研究专家，桑百川教授曾联合商务部的专家，专门到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做过调研。期间所见所闻令他感慨万千，许多代工企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倒闭，有的老板干脆把工厂扔在那里就跑了，连清算都不去做，留下的是拖欠了大量银行贷款和工人工资的烂摊子。 近几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比较大，人民币升值速度较快，国家外贸政策上总的基调是减顺差、控外资甚至是压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格局中，代工企业在进出口中所占比重非常大，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和他们有直接关系。 “所以在出口增长较快，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学术界就提出来应该加快结构调整，要有选择地吸收外资，主动控制出口规模。”桑百川教授告诉《法人》记者。 在此背景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人民币加速升值，贸易产业格局调整，针对代工企业的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很多代工企业就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产业政策调整、国内原材料成本上涨，这些都把他们逼到了死胡同，导致代工企业大规模关门倒闭。这类情况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变得更为严峻：订单少了，成本却在上涨，代工企业倒闭的速度更快了。
桑百川教授认为，金融危机的蔓延确实使国际市场的需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代工企业出现了分化的迹象：一种代工企业在经营情况更加险峻之后，为了生存和发展，开始谋求转型，包括控制运营成本、减少资金的占用，以及谋求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比如我们熟知的比亚迪，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成功转型的道路。 而另一种代工企业，尤其是生产日常消费品的代工企业，其市场变化受金融危机影响反而比较小。他们的生存勉强还能够维持，但资金链问题比较严重，也没有能力去转型，只能耐心等待危机结束，重新振作。 “很多人说金融危机是代工企业转型的催化剂，其实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绝对了。在金融危机持续时，不仅代工产业受到影响，其他行业一样有压力，有些甚至比代工企业更大。”桑百川教授表示，从贸易数据来看，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不是加工贸易型企业，而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人们往往需要节俭开支，所以高档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弹性更明显，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往往属于高端产品，极易受经济状况的影响。代工企业则大多生产日常消费品，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弹性相对较小，所以有些企业还能勉强维持。 “不能做”和“不愿做” 在桑百川教授看来，中国代工产业向发展自主品牌和技术转型，面临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从企业自身来看，他把问题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不能做，一个是不愿做。 “代工企业转型是有很多困难的，自主研发、创立品牌都需要大量资金、人才及技术支持，有些企业其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不能做’。”桑百川教授表示。 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代工行业，劳动力成本很低，但如果代工企业转型搞研发，仅劳动成本的增长就不会是个小数字。在当前，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民工等待着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中国还有源源不断的初级劳动力供给，这些劳动力不经过工业化的锻造、不学习、不在工厂里提高自己、不掌握更新的技能，就不可能很快实现从农民到技术工人的转型。 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很艰巨，许多企业也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但短期内却不可能完成。制造企业需要升级，但技术并不是想创新就能创新的，需要研发、需要人才。品牌也一样，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品牌必须在经营过程中慢慢积累和培养起来。 “也有一些企业，具备一定的资本积累，有能力进行技术研发，但不一定愿意冒这个风险，这种情况属于‘不愿做’。”桑百川教授表示。 众所周知，我国的体制不健全，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处在转轨的过程中，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具有不确定性。而代工企业的转型，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品牌塑造，都是需要长期投入的，只有企业的行为长期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当制度不健全的时候，很难让企业下决心做这些投入，这就是矛盾。”桑百川教授告诉《法人》记者。 此外，企业转型所需的技术研发和品牌塑造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投入，这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万一技术创新不成功怎么办？万一资金链出现问题怎么办？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具有冒险精神。 代工仍有生存空间 曾经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无限繁荣的代工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受制于人、缺少创新、难觅自主品牌等方面的诟病。那么中国式代工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呢？桑百川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他看来，中国代工企业的成长，完全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缩影。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展加工贸易，一大批代工企业成长起来，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繁荣了地方经济，增加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收入，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可以说发展加工贸易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必经之路。 “而且这条路还没有走完。”桑百川教授告诉《法人》记者，缺少自主品牌、没有技术优势，使代工企业难以在高端制造领域中获得市场份额。在未来，当然应该积极地推动有实力的企业创造自主品牌，加大自立研发，在高端制造市场上分一杯羹。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远远没有完成，“代工”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目前还是无法逾越的一个阶段。 如果彻底放弃代工，不仅对珠三角不现实，对全国来说也不现实。放弃代工之路，意味着会有大量工人失业，地方经济也会衰退。 “代工这个行业我们看似简单，实际上很特殊。”桑百川教授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纺织、服装、鞋类第一生产大国，世界上很多著名品牌鞋类公司的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国内代工企业在初期做代工时，技术含量都很低，只是简单套模、组合而已，国外客户会从设计图纸、原材料、到成品销售，提供一条龙的支持。 正是这些支持，使大量的本土代工企业获得成熟的技术及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从而逐步由优秀的代工企业转型为拥有自主品牌、具有一定研发实力的大型制造业集团，最终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 比如国内制鞋龙头企业奥康，即使到现在，奥康依然坚持自主品牌与代工生产并存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并借此使自己始终与国际潮流保持一致。 说到代工企业，也不能不提富士康，这个号称“代工之王”的老牌代工企业，无疑是代工业最成功的典范。直至现在，富士康的代工策略始终没有一丝动摇，并牢牢把持着苹果、诺基亚等高端客户。 “后危机时代”的政策拷问 “近一段时间以来，大量代工企业的倒闭，有外部市场环境的因素，有这些企业自身经营不善的问题，也有我们国内政策方面的不合理因素。”桑百川教授坦承，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做所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而且上升得太快。 比如两年前，相关部门紧缩了针对加工贸易行业的“准备金台账制度”，要求加工贸易企业将一定量的保证金存入指定银行，这些准备金的数额相对来说都比较巨大，这使得部分来料加工型代工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 桑百川教授表示，金融制度也是一个“老大难”。代工企业大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有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融资难，而中国的金融制度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更难。由于我们的民间金融机构不发达，很多中小企业告贷无门，这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很难顺利转型。 “在金融危机过后的‘后危机时代’，我觉得政府首先应该继续清理那些阻碍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桑百川教授对《法人》记者表示，除此之外，出台一些税收等方面的激励政策也很重要，我国现在已经有相关的政策，但是在完善配套和执行方面做得还不够，应该建立一个系统的，支持包括代工企业在内的制造型企业一个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桑百川教授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我国的外资政策也需要适当调整。过去我国的许多经济政策基本是按照“所有制”来制定的，比如民营企业什么待遇、国有企业什么待遇、外资企业什么待遇等等。现在则应该向公平待遇的方向发展，调整重点应该从过去的“所有制优惠”为主转向“产业倾斜政策”为主，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不管是内销还是代工，都应一视同仁。 这样在公平的政策待遇下，形成平等的竞争环境，才有利于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效率的方式来跨越这场危机。 桑百川 1966年出生，内蒙古赤峰市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理事。 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副院长、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出版《区域开放战略论——倾斜政策与全方位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下的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公司创新与发展》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