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本刊记者 宋华安 生存还是毁灭，这对阳光塑胶来说，真的是一个问题。 当8月份不少经济学专家们坐在研究室里高谈阔论中国经济已经回暖的时候，在深圳龙岗区耕耘20年之久的港资企业阳光塑胶（下称“阳光塑胶”）正游走在死亡边缘。这家一直以代工为生命的玩具企业，因连续四次没有通过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ICTI指定的第三方机构的验厂审核，而被全球知名玩具企业美泰公司踢出其OEM指定厂商门外。 阳光塑胶的悲剧并非偶然，它仅仅是近年来中国代工企业走向末路的一个缩影。从2006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备受关注的佛山利达、东莞合俊、崇高国际等一大批代工企业，或老板自杀，或企业倒闭，或陷入越做越亏损的泥潭。 在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曾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中国代工产业链是否已经走到了末路？在这场难以为继的全球代工链条上，中国代工企业该走向何方？ 全球代工史的中国轮回 企业代工（OEM、ODM以及“三来一补”等）并非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产物。 在二战结束后，欧美成熟的商业企业和品牌经过修整和重建，在此后短短20多年时间里获得了飞跃发展，于是在20世纪50～70年代相对和平的世界局势下，西方经济体迎来了20世纪的第一次繁荣，在纺织服装、消费电子、汽车、高新技术和日用品等产业上，逐步形成了欧美品牌主力军。 进入60年代至80年代，欧美企业不断高涨的人工成本，促使其开始寻找低廉的加工贸易伙伴，日本、韩国以及香港等地区逐渐成为这些品牌代工的主战场。特别是韩国，在这一波代工潮中抓住了机会，包括三星、LG等一批企业在早期也借助了韩国低廉的劳动力，在代工方面经历了产业链最低端的历练和“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日本的索尼、松下等品牌，也逐步在模仿中创新并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在这20年左右的亚洲首次代工潮中，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迅速崛起，逐渐成为欧美品牌亚洲消费的主流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已将其自主品牌带进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中，随着日、韩、香港、台湾等企业品牌全球销量的不断扩大，这些品牌企业的产能短板和高涨的人工等成本在鲸吞着他们的利润，转产成为这些企业继续发展和升级的迫切需求。 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资条件优厚，使中国（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韩及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业链（主要为代加工、“三来一补”）转移的最佳对象。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质匮乏，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大量的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汇入到东南沿海的开放前沿阵地，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 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2008年，代工模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但最近几年来，这种代工方式日渐式微，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阵痛，低效、低价值的产业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方向。代工链条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中国代工末路 在全球代工链条上，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几乎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潜规则。即便是曾经的韩国三星，现在富士康这样的ODM巨无霸，也不敢真正与苹果、戴尔等品牌厂商叫板。 这样的现实下，增产不增收成为近几年中国代工企业最痛苦的生存方式。在家电、汽车电子、轮胎、服装、家具、玩具、制鞋等几十个行业，企业主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大的订单，利润率却越来越低，甚至出现无利也在“死扛”的严峻局势。 在制鞋业，据广东海关统计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广东省有鞋类产品出口实绩的企业由2007年同期的5811家降到3924家，其中珠三角地区降幅竟高达48.1%，有2426家企业倒闭。至2009年初，约2000万农民工只能无工返乡。 而富士康、伟创力、仁宝、比亚迪等巨无霸型的代工企业之间，为生存而相互争夺订单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都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换取微薄利润的巨额订单。为此，富士康和比亚迪之间还在2006年上演了一场“涉嫌窃取商业秘密”的官司，被比亚迪围追堵截抢订单的富士康将前者告上法庭。 2007年8月11日下午，因美国玩具巨头美泰公司下单的96.7万件塑胶玩具被检测表漆含铅量超标而全部召回，生产商佛山市利达公司老板张树鸿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在自己的工厂三楼仓库内上吊自杀。时隔一年，2008年10月23日，规模近万人的玩具代工巨头、香港上市公司东莞合俊（2700.HK）也在一夜之间破产关门。 在这样异常恶劣的竞争中，各种上升的成本已让中国代工企业不堪重负：人工成本不断上涨，避税之门逐年收紧，产品利润越削越薄，外贸风险越来越高。据中国海关总署今年上半年的外贸出口统计数据显示，纺织、玩具、手机、塑料制品、轮胎等十多个加工业出口下滑非常严重，最高下降了40%，最低也在10%以上。在阳光塑胶所处的玩具行业，1990年时还有高达30%的利润，2000年也有20%，而到2006年则基本无利可图了。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玩具企业亏损面达30.98%，亏损企业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78%，亏损额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6.44%。尽管自今年6月1日起，国家将玩具业的出口退税率由13%提高至15%，也难以救赎像阳光塑胶这样的代工企业。
和阳光塑胶的命运相似，玩具巨头崇高国际（00209.HK）也风雨飘摇，从2005年亏损120万港币开始，到今年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其可能亏损5000万元港币，该企业的生存岌岌可危。据接近崇高国际的人士向《法人》记者透露，8月下旬，崇高国际老板张伯伦悄然卖掉股权准备跑路，该人士称卖股权是崇高国际的一个“阳谋”：崇高国际老板张伯伦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宣布工厂破产，那么他在香港将再无立足之地，而且会有大批债权人找他算账——合作伙伴、长期跟随他的伙计以及众多的巨额债权人和利益相关者。现在他将公司一卖了之，余下的所有麻烦将由接手人承担。但接盘者并不愚蠢，他们买卖前已就相关利益及损失做了交易，接盘人因不存在人情面子等问题，他大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宣布公司破产而独善其身。该人士称，接盘者其实是张伯伦的替死鬼，但他无疑已从中得到了相应的利益，这是他们之间玩的一个资本游戏。 出路在何方？ 崇高国际这样的游戏或该结束了。毕竟，中国也仅仅是全球代工利益链上的一环，一个历史阶段。 全球性的代工产业链从欧美传递到亚洲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再经过中国（及台湾）这30年来的接力，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正在“向右走”，那么，这些必然存在的全球代工业务，在下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将由印度、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南美等低成本地区再度转接“向左走”。这是全球代工链条利益分配的宿命！ 那么，珠三角、长三角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在苦苦挣扎的代工企业以及正在走出代工苦海的民营企业，未来该怎么走？在国企掌控绝大部分资源和市场的当前，这些代工企业的出路何在？ 一位不愿具名的改革与发展研究专家向《法人》记者表示，从长远来看，代工企业可利用他们现有的专业制造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眼光向内也向外，走品牌创新之路，进入国内和海外两个消费市场。“这条路虽不好走，但再没有更好的出路了。”该专家表示，若仅靠自身的努力，缺少资源甚至话语权的代工企业很难走好品牌之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政府或更应该承担起代工企业引路人或合伙人的角色，同舟共济转型升级。 著名金融学家郎咸平去年曾把全球产业链做了“6+1”的理论描述。他认为，国际品牌常把软环节“6”（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将硬环节“1”（加工制造）放在低成本国家。中国代工企业的出路，就在这个“6”里，做上游厂商，成为品牌拥有者。可口可乐前总裁道格拉斯曾说，如果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的厂房被一把大火烧光，只要可口可乐的品牌还在，一夜之间它会让所有的厂房在废墟上拔地而起。道格拉斯道出了企业发展品牌的源动力，而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 同样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曾经也从加工做起，逐步做大并自创品牌、建立消费渠道的运动休闲品牌企业，如安踏、特步、匹克、鸿星尔克等，紧紧抓住中国消费市场，虽在代工领域没有更大斩获，但这些品牌在国内消费市场已获得了自己的忠实拥趸。浙江美特斯邦威一开始就绕过代工路径，通过“虚拟经营模式”成为时尚潮流服饰品牌。从代工起步的中国最大民营制鞋企业奥康一直实践着OEM和品牌经营的双路径。2003年，奥康通过代工升级成为意大利GEOX品牌的战略合作伙伴，奥康的品牌产品进入GEOX的全球销售网络。2008年1月，奥康与意大利知名度和美誉度排名第一的VALLEVERDE品牌签署全球战略合作协议，其全球2300家专卖店的品牌营销全部由奥康负责运作，奥康的产品也顺利进入这个巨大的销售网络。奥康拿下VALLEVERDE其实并非一日之功，在早年，奥康一直是VALLEVERDE的代工厂，后来奥康力主成为其中国区代理，将VALLEVERDE品牌与奥康自主品牌双剑合璧联合发展，最终取得VALLEVERDE的信任，进入“微笑曲线”的最高价值部分——品牌经营。这种合作模式不是单纯的代加工，也不是大吃小或小吃大，而是双方品牌、渠道、技术共享层面的战略合作。 对于中国这些走得早、转型较为成功的代工企业，上述专家表示值得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小代工企业学习借鉴。在不同的产业和产品品类市场，都可以创建和产生知名品牌和百年品牌。“如果有机会能够借助政府政策或资源的力量而出位，代工企业更应该抓住机会不要错过，借力升级，为自己的长远发展获得一张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