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出于走出丛林的愿望，孔茨根据产生丛林的原因，提出了在管理学研究中值得考虑的一些思路：①给管理这门知识下一个边界明确的定义，这个定义不一定要完整严密无懈可击，但要能够建立起学术讨论的公认范围；②把管理学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承认相关学科对管理学的积极作用，但要减少学科边界不清造成的误解，说直白一点，就是呼吁大家不要把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等等都当作管理学；③阐明管理学用语的语义，有效克服语义不清造成的互不理解，减少批评中的靶子错误，同时，要尽量少用生造的所谓学术“行话”，尽可能采用实际管理工作者在现实中锤炼出来的术语，这样，还可以打破学者和经理之间的隔阂；④要有提炼和验证基本原理的愿望。管理学的讨论，目的是使它走向科学，而不是为了争强好胜。任何科学，在初始阶段都不可能建立起完全准确的基本原理，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修正。 平心而论，孔茨尽管有着“一统天下”的夙愿，但他毕竟是一个学者，所提出的讨论思路，具有相当现实的积极意义。即便不同意孔茨一统天下的出发点，仅仅从正常的学术争鸣角度看，孔茨所说的这几条，都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而且，其中有些建议，正中学界的软肋。比如，在讨论中曲解对手言论的含义，对理解有分歧的词语自说自话，尤其是弄出一堆云苫雾罩谁也不懂的术语，以貌似学术的语言铠甲来遮挡自己学术肌肉的萎缩，以玄妙难懂的句式表达来掩饰自己思想的苍白，正是学术发展的大敌。我们可以不赞成孔茨的大一统，但应当尊重孔茨的说理风度。 尤其是孔茨对于探究管理理论的几点建议，可以说切中某些“理论家”的要害。他指出，为了阐明管理理论，应该遵守以下准则： （1）管理理论的研究应该着眼于能够掌握的某一知识领域，进行“能够处理”的调查研究。“如果人们老是思考着整个宇宙，在知识上就不会取得大的进步。”对于孔茨的这一告诫，可能有人会用康德的“仰望星空”来反驳，但按照孔茨的观点，仰望星空恰好不属于管理领域而属于哲学。 （2）管理理论应该有助于改进管理实践和管理工作，不应该忽视实际管理人员。如果管理理论仅仅有助于显示学者的博大精深而对实际无补，那也不是管理学。 （3）不要人为制造语义分歧，更不要制造那种经理们谁也听不懂的“行话”。如果管理学只有“深奥”而没有“共识”，会阻碍管理学的发展。 （4）管理理论应该能指导管理的研究和教学，并提高其效率。 （5）管理理论必须认识到，它只是一个更大的知识和理论领域的一部分。总之，孔茨强调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要把管理学变成“屠龙术”。 当然，孔茨不是无可非议，他在理论上的最大缺陷，是缺少了证伪环节。这一点，在当时就有较多批评。《管理理论的丛林》发表后，在美国学界引起了一场震动。管理圈内最直接的反应就是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目的是召集管理学者与实务经理对管理理论进行探讨，搭起沟通理论和实践的桥梁。这次会议基本是围绕着孔茨的丛林说展开的。会上的发言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各学派对管理过程学派的批评和反证，力图说明管理过程理论不能“大一统”；二是不同学派对丛林的内涵和成因发表各种与孔茨不大一样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孔茨的文章，在这次会议上受到了相当严厉、相当挑剔的抨击。 大体上，与会的各个学派代表人物基本都要坚持自己的学派体系，或者是从自己的学派出发来指出孔茨的偏失。但有一点几乎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即多数人都不承认管理学终将会如孔茨所说的那样走向一致，管理过程学派也不大可能包罗万象把其他学派提出的理论都融合进去。管理方法不同，管理情境不同，会促使管理学产生多种多样的表达形式和思想内涵，管理理论不会走向一致，更不可能由管理过程学派统一管理理论。 首先向孔茨提出质疑的是经验学派的戴尔。他否认管理学将走向统一，否认存在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反对孔茨提出的“管理要有统一的理论和原则”。实际上，就在孔茨文章发表的同时，戴尔出版《伟大的组织者》一书，开篇就拿孔茨和奥唐奈编撰的《管理学原理》开涮，批评管理学中的“普遍主义”。在这次会议上，戴尔从两方面对孔茨进行了反驳。首先，戴尔对管理的综合性和通用性进行了反证，其次，戴尔从实践经验角度对坚持管理普遍性进行了挑战。 戴尔引用了杰克逊·马丁德尔（Jackson Martindell）的资料。马丁德尔在50年代担任管理学会会长时，曾经对经济、宗教、政治各种不同的组织进行过全面研究，在1950年出版的《对管理的科学评价》中提出了评价组织的十项标准。戴尔指出，根据马丁德尔的评价体系，管理得最好的三个组织分别是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罗马的天主教会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如果认定管理具有普遍性，那么，这三个组织的主管人员是可以互换的，而且不论到哪种组织中都应该是胜任的。但经验和常识都告诉我们，这种互换性无异于天方夜谭。工商界之所以欢迎有些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军队和政府中表现出的管理能力可以转移到企业中来，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拉来政府的订单。 戴尔根据自己的研究从经验角度指出，在现实的组织中，管理者都是在某一方面的人才，不可能是“十项全能”，其管理措施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只能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时段里独占鳌头。比如杜邦公司的早期，亨利·杜邦的风格是“恺撒式”管理，连秘书都不要。但到了继任的尤金·杜邦手里，这种恺撒式管理就使公司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差一点使公司出售给竞争对手。直到杜邦三兄弟买下公司以后，才用新的管理方式使杜邦重振生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各个管理者各有出彩之处。所以，不存在普适性的管理天才，只有具体环境中的管理豪杰；不存在到处适用的管理理论，只有从具体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基本类似点”。戴尔强调，管理学不要试图建立起哥白尼或者爱因斯坦式的理论体系，而要通过比较方法在有限领域中得出相应的一般结论。 同戴尔相比，人际关系学派的罗特利斯伯格（Fritz Roethlisberger）对孔茨的批评要相对温和一些，但是，他对孔茨学术缺陷的批评却比戴尔要更深刻。作为梅奥的助手，他对霍桑实验比其他人更了解。他强调，孔茨在某些方面可能有道理，但是，管理学只有从“经验”走向“实验”，一般管理理论才有可能。这一批评，实际上点明了经验归纳和科学原理之间的差距，即炼金术和化学的差距。由此不难推断出，孔茨代表的管理过程学派，所谓理论不过是经验的总结，没有得到实验的论证，缺乏学科的严谨性。 真正从学术理性角度反驳孔茨的，来自于决策学派。决策学家罗伯特·施莱弗（Robert Schlaifer）声称：“深信决策理论不仅是而且永远将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一个部分。”在他眼里，决策理论不可能仅仅是管理学的工具。西蒙则强调，丛林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并不存在丛林，也没有那么多语义上的混乱。至于专业术语，更多地是用新的词汇来表达新的思想，这正是一门学科成长的标志。在西蒙的正面表述中，指出了管理学的科学性，而这种科学性正是对以往管理过程学派的所谓原则证伪中取得进展的。数学式的推导和理论上的验证，使学界正在创建一种有生命力的管理科学，同时也在发展着以这种科学为基础的管理技能。西蒙认为，管理理论并不是乱相横生的丛林，而是一个有多个学派参与的正在走向综合化的复杂系统。经验主义、决策理论、行为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推动着管理科学在未来的综合化。 当然，孔茨并不是孤军奋战，他的观点在这一会议上也引起了不少共鸣和支持。比如，以研究领导方式而出名的坦南鲍姆（Robert Tannenbaum）就认为，孔茨所说的语义分歧是切中时弊的一大要害。戴维斯（Ralph Currier Davis）则对戴尔进行了反驳。有意思的是，会后，旅居澳大利亚的厄威克以多篇文章，如《丛林战的战术》、《我们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迷失了路吗》等，对批评孔茨的文章予以有力的还击，从而彰显了孔茨观点中的卓见成分。 可以想见，这种学术性的争论，只会推动讨论的深入，但不会促进学科的统一。逻辑上的纠谬夹杂着语气上的责备，充满语词机锋和不乏棒喝效应的擂台式发言，使各种观点充斥于会场。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格拉希尔（Glacier）金属公司的总经理威尔弗雷德·布朗（Wilfred Brown）最后简洁地概括道：“先生们，坦率地说，我对讨论中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不能理解。”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行外人往往被这种抱怨式的口气所迷惑，误以为这种讨论没有价值；行内人则能从中感受到真正的学术争辩气氛，看见学术上的实际进展。在很多时候，抱怨和不满，恰恰是关切和努力的另一个征兆。 正是这次会议的触发，此后数年间，美国的各大权威管理学期刊，大量发表了后续争鸣文章。会议的论文，被孔茨编为《走向统一的管理理论》（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of Management: a Symposium Held at the Gradu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November 8 and 9,1962）。相关讨论，在会后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几乎整个60年代，这一讨论一直在进行，70年代馀绪不断，对管理学在美国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在后续的讨论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观点更多。例如，苏奥贾南（Waino W. Suojanen）于1963年在《管理学会杂志》上发表的《管理理论：职能管理理论和进化的管理理论》一文，被人们看作是强调行为科学重要性的，然而，其中包含的建构式和进化式两种管理理论发展思路可能在方法论上的学术价值更大。关于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奥迪奥恩（George S. Odiorne）1966年发表的《管理理论的丛林和存在主义的经理》，从情境管理和权变理论角度做了更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尽管观点不同，但都引起了管理学界的深层思考。学界以外的人们往往着眼于具体观点的对立，却忽视这种讨论的学术推进器作用。例如，讨论中有赞扬孔茨并预期统一的管理学出现的（甚至有人列出了管理学走向统一的时间进程）乐观主义者，也有认为统一管理学根本无望的悲观主义者。单纯从管理学的统一来看，孔茨是失败的，直至今日，孔茨满怀希望的统一未能实现。但我们必须还看到，由孔茨引起的这一学术研究则在不断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