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决策理论学派 决策学派的人物众多，西蒙可以说是代表人物之一。孔茨指出，决策学派源自边沁的功利主义，来自经济学的效益算计。这个学派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其代表人物基本是没有实践中的经理，都是学者，而且多数是经济学家。他们重视理性，集中精力于合理决策的选择方法，部分学者的关注点扩展到了心理、社会、决策环境和决策者等方面，而主要分析方法是理性选择工具，所以，他们相当热衷于构建模型和数学分析，动辄使用效益最大化、边际效应、帕累托改进、相关系数和曲线、风险倾向等等经济学术语。 孔茨对西蒙的批评较为直接，他针对西蒙“管理就是决策”的命题提出了反驳。孔茨指出，像西蒙那样认为决策是管理的中心、管理理论依托于决策而渐次展开的设想，有可能偏离管理学过远。因为决策的核心是选择，而选择既有可能是组织的管理行为，也有可能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孔茨不无幽默地讽喻道：大部分决策理论，不仅适用于美国钢铁公司，而且也适用于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除非人们把鲁滨逊式的完全个人的活动也叫做“管理”，否则以决策理论构建管理学的核心就是有问题的。 数学学派 这个学派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基本特征是使用数学模型和程序。同决策理论学派的差别在于，数学学派务实，集中于生产研究。在运筹学与生产管理方面，伯法可以看作一个代表。他们被称为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他们自己则往往颇为自负地称为“管理科学家”。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何知识都可以用数学关系和数学符号来表示，管理学也不例外。数学方法在管理中确实相当有用，能够为解决复杂的管理问题提供明确简洁的路径，尤其是对于那种想避免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但是，孔茨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数学只是工具，严格来说，数学学派并不能构成一个学派，因为他们不能提出通用的普遍性理论。在这里，孔茨继承了法约尔对数学在管理中所起作用的质疑。他把数学学派列为管理学派之一，并不是对这一学派的承认，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迁就。 权变理论学派 这是70年代以后新出现的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是卢桑斯（Fred Luthans），他在1976年出版的著作《管理导论：一种权变方法》（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A Contingency Approach），提出了权变理论的基本思路。也许，孔茨重视卢桑斯，是因为他的另一篇论文《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The Contingency Theory of Management: a Path out of the Jungle）直接回应了孔茨的丛林学说，而且卢桑斯试图实现管理学的统一愿望与孔茨不谋而合。 权变理论主张研究情境与管理的对应关系，他们强调管理者的行为取决于相应的环境条件。当然，管理者并不是消极的顺应环境，还会积极地改变环境。权变管理最一般的表述就是“如果……那么……”如果情况是A，那么对应的管理是a；如果情况是B，那么对应的管理是b。用汉语表达，权变理论强调的是因地因时因人因事而制宜。孔茨对权变学派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他自己也多次表述过“没有一种到处适用的最佳管理方法”。不过他认为，管理情境过于复杂，要想找出环境与管理之间的对应变量关系十分困难。 经理角色学派 这是当时最新的一个学派，也是一个以一人之力独自撑起一片理论天地的特殊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明茨伯格。明茨伯格通过观察实际工作中的经理，从经理实际在做什么出发，归纳出了三类十种经理角色，进而把经理工作界定在人际关系、信息沟通、决策三个方面。 孔茨对明茨伯格的工作是赞扬的，他认为明茨伯格回归了早期管理学那种观察实际工作的优良传统，但也指出，这一学派的创建初期样本数量过小，只有五个观察对象。有些经理活动不属于管理范围，而有一些重要的管理活动却没有纳入观测内容，或者没有进行很好的分析。所以，这一学派有待完善。 到孔茨逝世以后，他的合作者韦立克在修改《管理学》教科书时，不仅没有消除或者减少学派林立的现状，反而又在孔茨讲过的11个学派之外又增加了几个，丛林更加茂密了。
孔茨对管理学流派的梳理和划分，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在一定意义上，他不仅指出了不同学派的渊源、侧重、特点与贡献，而且探究了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管理学发展中的学术价值。尽管许多人不赞成孔茨统一管理学的想法，却高度承认他对学派的界定。即便是别人对孔茨的批评，也都是以他的学派划分作为立论基础的。可以说，孔茨的丛林说成为众矢之的，正好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的丛林说已经成为管理学派的分析范式。这一分析范式，对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丛林之争和管理学的发展 孔茨提出丛林说的意图，是要走出丛林，实现管理学的统一。所以，他对产生丛林的原因多注意其消极一面，而忽视了丛林状态对管理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在孔茨眼里，导致管理学界的丛林现象，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语义上的混乱。很多词汇往往有着语义的差别，就连最普遍最基本的“管理”一词，不同的学者所说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人们常见的“组织”一词，更是各有各的用法。有人说的组织仅仅指企业，有人说的组织则包括了一切组织；有人仅仅用这个词指称正式组织，有人却把非正式组织包括在内。正是没有统一的语言规范用法，使“鸡同鸭讲”屡见不鲜。 （2）知识概念上的混乱。比如，管理活动和领导活动的关系，有人认为管理包含了领导，有人则认为管理与领导是两个领域；管理是一种社会活动，但是不是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属于管理？街头小贩、家庭父母是不是从事管理活动？这些方面的分歧不是语言的分歧，而是概念和知识理解的分歧。这种分歧会导致“牛头不对马嘴”式的讨论。 （3）否定前人的经验总结。有些后来者，为了彰显自己的研究，把前人的经验概括和总结说成“先验的假设”而摈弃，甚至把依据经验发展起来的管理过程理论全盘否定。在这方面，孔茨明显对西蒙此前的批评表现出回应和不屑，对管理学的“经济学帝国”现象提出了某种警告。 （4）曲解他人提出的原理，尤其是对西蒙抛弃法约尔原则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西蒙曾认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是“老生常谈”，而在孔茨眼里这不过是哗众取宠。孔茨断言，这种“认为自己已拥有一定地位或有可能提出某种独特观点或方法的人”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仅仅是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早已被先哲说过的同一原理。不过，孔茨在这里玩了个巧妙的手法，他点名批评的不是西蒙，而是当时在管理学界出道不久的阿吉里斯。 （5）管理学家们不愿意互相了解，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自筑畛域，或者出于专业隔阂，或者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冲击，或者害怕暴露出自己的无知，使学者们自说自话。 对于孔茨的这种批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许多都是合理的，而且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所指出的问题，在管理学领域里大量存在，我们还可以补充举出更多的事例。现实中，不管中外，这些问题都比比皆是。即便在中国也是一样，而且所犯的错误有可能更为常见，错误的程度有可能更为低劣。管理学界的学术讨论，正因为这些毛病而不能深入，一旦讨论又往往意气用事，有些学者知识储备不够还要强词夺理，有些学者善于曲解他人意思来为自己的正确张目，这都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孔茨对此的感慨，虽然不一定能够使“江州司马青衫湿”，但足以使我们看到现实中的这些弊端，有助于学术讨论的深化，也有助于厘清管理学的语义性、知识性分歧，有助于打破知识差异造成的学理性隔阂，最终有助于管理学的发展。 但是，孔茨的这些批评并不是无懈可击。孔茨批评其他学派时认为某些说法出于意气用事，而他自己何尝不是表现出意气用事？而且有可能孔茨的意气还要更强烈一些。透过这些批评，孔茨维护管理过程理论核心地位的心态跃然纸上。阿吉里斯在他的著作里，把专业化原则、等级层次结构、集中统一领导、控制幅度原则说成是阻碍个性自由发展的羁绊。孔茨对此点名反驳，认为专业化原则是经济学原则而不是管理学原则，阿吉里斯对其他三条原则的理解有误。这一批评，孔茨表现出的强词夺理有甚于阿吉里斯。就拿专业化原则来说，到底是经济学原则还是管理学原则，可以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可以通过讨论边界的合理界定来减少分歧，也可以通过逻辑分析来指出对方在推理上的谬误，只有这样，才能“理越辩越明”。但孔茨没有做到这些，而是用一句“属于经济学原则”把它挡了回去，这未免有点以大欺小不讲道理，因为孔茨尊崇的法约尔明明把“专业化原则”列为十四条管理原则之首。所以，我们要看到，孔茨在批评别人时，自己恰恰也有同样偏失。 更重要的是，孔茨基本是从负面影响来看待这种学术分歧的。因此，他对丛林的成因就带有了一定偏见。在这一争论中，我们看到的是孔茨“掌门人”身份。因此，他带有以管理过程理论排斥其他学派的倾向。尽管他也承认其他学派的积极作用，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先用管理过程理论竖起一个标杆，设置了一张“普洛克路斯贰斯之床”（the bed of Procrustean），把其他学派都放到这张床上去衡量一下，长短不符者则大加贬斥。这种做法，有可能对管理学的发展造成障碍。当然，在美国，有一个好处是没有谁能在学术观点上强迫别人服从，所以，孔茨的文章并没有产生“一鸟入林，百鸟噤声”的效应，反而招来了不少反驳和批评，把自己变成了其他学派的靶子。在一定程度上，孔茨之所以在20年后写出《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就是一种对商榷与批驳的进一步回应。而且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中，他那种统一管理学的急迫心情也和缓了许多。前后两篇文章的语气差别，或许可以作为这场讨论发展变化的一个旁证。 孔茨写《管理理论的丛林》的初衷是要实现管理学的统一，因此，他提出了走向统一的思路。孔茨自己也承认，丛林发展到这种地步，枝枝蔓蔓过于繁杂，要使丛林即刻被清理干净还不太现实，管理理论还会在漫长的争论中继续下去，最终才会形成统一的概念。但孔茨强调，必须现在就有统一的愿望和追求，否则，任丛林自由发展，只会导致更为杂乱。孔茨坚信，确定一些管理概念与定义，将会有利于管理学者走出这片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