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话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未来30年的增长动力在农村 任文：非常感谢潘行长做客《环球财经》！ 潘行长：您好，非常荣幸！ 任文：中国经济虽然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保持了稳定。 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同比增长7.1%，再参考其他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现在感觉中国的经济好像是企稳了，并且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却并不乐观，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军者，美国还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那么中国经济企稳，能否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剂？ 潘行长：从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回升。但中国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经济体，和全球经济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性，在全球经济没有实质性好转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还是掺杂着一定的风险。 任文：可以说是谨慎乐观。 潘行长：还是谨慎为好。 任文：其实在谨慎乐观中大家也在反思，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和世界一起掉进了漩涡，那么在今后经济的走向和宏观调控上，能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中国未来发展模式是怎样的？ 潘行长：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是靠投资、出口拉动的，虽然消费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反思，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未来是不是可持续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个话题不断放大，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扩大内需，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要平衡，这对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是正确的。 那么，在未来的30年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我觉得是中国的农村。这些年来，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政策，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政策，无论从战略层面，还是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均衡发展的层面，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改革需要争论 任文：您提到中国近些年的改革是富有成效的，但其实改革的过程中充满了争论。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中国银行业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方面，受到了很多指责，当然也包括您曾经任职的中国工商银行。而且不光是银行业，实体行业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东风汽车与日产的合作，也有很多人说东风汽车是在出卖国有资产。但后来的事实是，中国工商银行通过股改上市，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值公司，东风汽车通过与日产的合资，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大汽车制造企业。 潘行长：任何改革都不应忌讳争论，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各种思潮的争论中前行的。总体而言，这些争论是有益的。各种思想的争论可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信号机制，有助于走上改革之路时进行矫正或再矫正，也可预防在面对更广阔和复杂的外部世界时，智慧和判断力萎缩。 任文：可以说真理是经得起辩驳的，需要时间去检验。您曾亲自参与了中国工商银行的股改上市，经过了被争议的过程，现在看来工行的股改是非常成功的，回过头来，您能评价一下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么？ 潘行长：在过去七八年的时间里，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重点在于股份制改造，改变原来国家独资的产权制度，改变公司的治理机制。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国有大型银行经过了重组、改制、上市的过程，整体上看改革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无论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银行业的发展史上，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可以写入哈佛大学的MBA案例。 任文：您很有自信。 潘行长：第一，中国的银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产权制度都发生了很好的变化；第二，国有资本获得保值增值，国家在国有银行改革中垫付的成本获得补偿；第三，改革造就了健康的银行体系，与国际上的大型银行比较来看，中国银行业的主要经营指标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业经受住了危机的冲击，不仅如此，还为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抵御金融危机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第四，一个健康理性的银行体，能够使国家宏观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正确、迅速传导到每一个微观主体。 任文：那您如何看待和评价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潘行长：当初酝酿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时候，要选择上市，但那时候中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小、资质弱，所以大型银行首先选择了境外上市。但国际上的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知之甚少，甚至所了解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中国银行业治理水平差、风险高，而且快要破产了，这是他们的普遍认识和感觉。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银行业要走出去上市谈何容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加盟，尤其是引入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有利于增加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认同，提升资本市场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信心，增加商业银行IPO发行的需求量，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上市银行的投资价值，提高国有银行成功上市的概率。 不仅是上市，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于改善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和产品创新、科技进步等，都发挥了作用。 任文：现在国外对于中国银行业的评价完全转变了。 潘行长：其实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全世界主流的声音评价都是非常正面的。十几年前，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很多国际媒体对中国银行业的评价非常负面，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中国银行业在技术上完全是破产的，当时的事实也是这样。但经过改革，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有了质的变化。 海外并购战略大于战术 任文：中国银行业的出海，不仅拥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还看到了广阔的太平洋，而且完全保留了自己的品牌，这是值得特别庆贺的。在国际化的扩张道路上，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潘行长：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总体来说并不高，还是以本土为主。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所以中国的银行业，尤其大型银行，进行一些适度的国际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中国的很多企业都走向了国际市场，需要银行服务业也伴随着他们走出去，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都有相应的在国际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大型国际化银行作为支撑，中国银行业的适度国际化非常必要。 任文：但中国银行业在境外业务的发展，一般是设一个代表处，过了很多年再设一个分支机构，而且分支机构都比较小，在当地被边缘化，这样的国际化道路很难适应现在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 潘行长：是的。在海外扩张路径的选择上，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过去主要依赖机构新设的方式进行，并且偏好发达的金融中心。这种国际化发展路径，业务成长速度缓慢，难以融入当地主流市场，边缘化现象严重。国际大型银行成长路径表明，战略性收购兼并是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者的重要路径之一。 我觉得要用新设机构和战略并购两条腿走路。比如说，工商银行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从现在来看，这个案例非常成功，即便已经爆发了金融危机，现在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任文：您说的是比较成功的案例，但在金融危机中很多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并购上，却损失惨重。 潘行长：使用并购手段进行国际化扩张，确实有几点需要把握： 第一，关注财务层面的同时要更多关注战略层面，在并购完成以后，并购对象可以产生战略上的协同。比如工商银行对南非标准银行的并购，工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南非标准银行是非洲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往来越来越密切，每年增长率非常之高，这两家金融机构的联姻搭建了中国和非洲之间的桥梁。 第二，并购是一个多方博弈的概念，在并购的过程中，银行、政府、股东、员工、客户等，这些主体都会影响一个并购案例的成功或者失败。各种行为主体的博弈，要求并购操作和并购决策必须是一个富有效率的过程，否则即便是很好的并购机会，也会很快丧失掉。第三，评估并购的成功与否，要看并购以后各种层面，包括文化、组织架构、经营方针各个方面的整合是不是成功。收购的好和坏只是收购行为，更重要的是看并购以后，当初所设定的战略协同能不能达到。在金融危机中，美国发生了大量并购行为，现在来看有些是不成功的，并购后机构整合出现了很多问题。
农村金融大有可为 任文：在刚才的谈话中您用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战略。很多人说，中国缺少战略家，这种说法我也认同，无论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行业，战略比战术更重要。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您说中国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没有开发，就是中国农村。前几天我去了一趟贵州，那里的原始地貌非常美，经济生活还是以农业为基础，农村金融在那里应该大有可为。 潘行长：我觉得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动力在农村。对于农行来说，在中国国内广阔的国土上，应该发展成中国农村金融的领头羊，实际上这也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战略。农业银行是横跨城市和农村的大型商业银行，现在有一半机构在城市，一半的机构在县域，中国农业银行的成长性和中国经济的成长性，契合度是最高的。 任文：中国的农村金融现阶段的发展程度如何？ 潘行长：相比于中国城市金融，中国农村金融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农村金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有巨大反差；第二，农村金融的风险相对来说更高一点，成本更大一些，效率更低一些。
现在中央政府、银监会、人民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非常重视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我认为应该鼓励、吸收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多设一些机构，多扩张一些业务。同时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新型、微型的金融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在国家政策方面，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监管政策要对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提供支持，鼓励这些金融机构到农村地区扩展他们的业务。另外，目前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弱一些，所以还要加强对农村地区金融立法，包括农民抵押物的问题，保险问题等。 最后一点，金融资源是公共资源，像空气、煤炭资源，不是某一个金融机构所拥有的资源。应鼓励金融机构共同建立一个农村金融发展基金，补贴那些在农村地区做金融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方案。就像挖煤一样，也得交资源税。 学者型的银行家 任文：潘行长谈起自己专业上的话题，特别神采奕奕，感觉潘行长更像一个学者型的企业家，这可能跟您的教育背景非常有关系，您曾经在人大、剑桥深造，并且现在已经是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了。那么您有没有想过成为一名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 潘行长：我觉得一个人的兴趣形成和成长经历、环境变化都有很大的关系。在人民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很喜欢做学问，经常写书、写文章，那个时候曾经想过博士毕业以后留在人大教书。后来偶然的因素，博士毕业之后到了金融系统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我也非常热爱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任文：我觉得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和做学问并不矛盾。 潘行长：是这样的。我们研究问题的角度和层面，与学者还是有一些不同。我们更多的是从政策角度、从银行治理和运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任文：在金融领袖中，我个人特别佩服格林斯潘，在设定美国经济政策时，他知道每提升一个基点的基准利率，各个行业联动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他对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学都有非常深厚的研究。 潘行长：不管制订宏观政策也好，还是企业内部政策、微观政策也好，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评估，这个政策发布以后会产生什么效应。 金融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非常复杂的行业，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认认真真地学习，从很细微的地方做起，积累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是非常必要的。而不是一进入金融行业，就有一个好高骛远的想法，那是不切实际的。而且金融行业也是一个竞争性非常强的行业，不管博士也好、硕士也好，进入这个行业以后要不断学习。 任文：是的，所以我觉得像您这样的年纪，已经对经济学有了非常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在实体经济上也有很多经验积累，是非常令人钦佩和羡慕的。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您能创造更多的佳绩。 潘行长：谢谢。也祝《环球财经》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