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但在2003年以前，作为投资领域的正规军——公募基金的业绩一直不理想。尽管巴菲特和彼得·林奇被奉为经典，但他们的价值投资理念很少能够被基金经理坚持。这一方面在于，A股市场还是庄股的天下，1亿元的资金就可以在用于坐庄，2001、2002年甚至属于庄股的灾年。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A股市场的优秀公司很少，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 这一局面在2003年发生了逆转。 2003年，股市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五朵金花”的出现（钢铁、汽车、石化、能源电力及金融板块个股）。中国经济进入了景气周期，很多行业出现了短缺，业绩大幅提升，电力、钢铁、石化等周期性行业都出现了价值投资的机会。包括银行的利润都在增长。 按照这样的思路，朱平选择了大石化行业作为突破，“我安排一名研究员专门研究大石化行业。从基本面来说化工要迎来短缺，2002年我们就买过化工扬子石化、齐鲁石化，都不涨，亏着钱。但是我们的研究员认为确实要进入一个大石化周期了，全球石化都应该是短缺的了。我们寻找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第一，产能扩张了；第二，产品价格已经在涨的，或将要涨的；第三，毛利率比较低的”。 朱平在很低的价位继续购买扬子石化，这只股票从5块多钱一直涨到了16块。而2003年由于“非典”原因，股市整体继续下挫，这一年基金科汇的总收益增长了30%。接下来，朱平又仿照巴菲特购买成长性股票，包括茅台、云南白药、双汇、东阿阿胶等，“当时天然就喜欢这些股票，也就增长都比较稳定”。 “2003年，最大的发现是按照巴菲特和彼得·林奇的方法做，就可以赚钱。”朱平说，“当时，就是比照着书做，彼得·林奇说，周期类股票怎么做，我们就在按照这个规则去找，成长性股票也一样同理。其实，这些规则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我们相信这件事。”由于市场的有效性差，这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赚很多钱。 这一年基金重仓股成了大赢家，基金收益开始远远超过绝大部分散户和个人投资者。一批实践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开始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 但在另外一个战场，李驰嗅到了更加诱人的猎物的气味。他开始介入法人股投资。 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后，第一大股东是中国财政部，第二大股东是汇丰银行。李驰在招股说明书上发现，大股东承诺将来增持交通银行价格不会低过1.7倍的净资产。“当时交通银行法人股也在民间转让，交易价格大多是净资产的1.2～1.3倍。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开始募集资金收购。”李驰说。收购的时候，李驰发现不能用同威公司的钱买，因为银行法人股只卖给准金融机构，“我们就找到信托公司，通过信托公司的发行信托产品融资去买，我来做信托人产品的管理人，这个想法直接叩开了现在最流行的私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大门，可以说我们是阳光私募的始作俑者”。 收购法人股的方法包括通过拍卖、协议转让、投标等方式。在收购交通银行法人股的同时，李驰又同时收购了太平洋保险的法人股，因为很多机构既是交行的股东也是太保的股东，“买交行的时候也有搭配给我们太保的”。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同威一共收购了5家公司的法人股，包括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兴业银行、金风科技和上海银行。其中，除去上海银行和中国通联外，其他4家公司都已经在A股上市，李驰实现了成功退出。赚得少些的，如最后拍买来的兴业银行也有两倍多的利润，太平洋保险的价格则涨了十几倍，目前还在手上。 大时代的快车 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往往在不经意间启动。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起飞。 朱平起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坐上了时代的快车。市场也同样迟钝，直到2005年，股市才触底反弹。 “到2006年底2007年初才意识到，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的经历都还简单，对这种历史感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比照外国的历程更早地发现这样的周期。我们不知道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究竟哪些行业是最大的赢家。”朱平说。 第一个投资机会出现在产业上游。 市面上开始流行罗杰斯的那本《大宗商品投资》，与此同时，高盛抛出了金砖四国的理论。高盛认为，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资源，而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以资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没有新增投资，资源面临供不应求，价格会大幅上涨。“那时候，大宗商品刚刚开始从成本定价进入支付能力定价阶段，也刚刚进入价格泡沫阶段。当时有色金属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但是二级股票市场却没有反应。”朱平说。 2006年的情人节那天，朱平和同事完成了对驰宏锌锗的调研，他决定再去云南铝业看看。2006年，电解铝的价格已经在上涨了。朱平发现，云南铝业在过去几年产能扩大了10倍，利润没变，也就是毛利率一直在下降，“我就跟云铝的领导说，接下来你们的利润会增长10倍”。 朱平更加确信，电解铝价格上涨的周期要开始了。“我让研究员做了一个统计，选择了价格弹性最大的中孚实业和焦作万方买入，预计这两只股票会涨10倍。很多基金经理都笑，认为不可思议，后来就真的涨了10倍。” 接下来，朱平把所有的资源类股票，金、铝、铜、锡、锌全部买下来，当时这些股票的价格都很便宜。“做投资一定要比企业看得早，比企业还要明白企业。投资家一定要比企业家看方向看得更准，否则怎么会有投资家的位置呢？”朱平说。 另一个重要的机会是消费领域。 2003年的夏天，朱平正在嘉峪关调研。突然想到茅台酒的招股书显示，其募集资金项目已建设了3年，而茅台酒的生产周期是5年，于是朱平用手机与研究员聊了近一个小时。他管理的基金几乎在最低位买入一些茅台。朱平那时并不认为这是一只将在未来3年内上涨8倍的股票，但当五粮液和白药提价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这只股票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投资的比重也应增加很多”。 成长性的股票是这个时代的宠儿，如果能够挖掘到中国的可口可乐，那么就离巴菲特不远了。“苏宁电器也是这样的股票，时代的变化给它带来了三个基本面的变化。”朱平说，“第一，房地产业获得大发展；第二，平板电视替代了CRT电视；第三，连锁经营成为可能。没有这三个因素的出现，苏宁电器不可涨这么多。” 李驰更加坚定了价值投资的风格，他按照巴菲特的原则，在好公司上下了大注。2005～2007年的大牛市期间，他只买了4只股票：招商银行、万科、中信证券和海通增发股。其中，只有海通增发赔了钱，“那是在6000点左右的时候介入的，市场已经没有便宜货了，海通增发，36元的增发价相对于70多元的股价已经很便宜了，但还是最低时竟然也跌到了14块多，当然现在它的股价又回到近40元，绩优股的波动在股灾中一样很大，对此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站在时代的起点，谁都没有想到身边一下子涌现了那么多的10倍股，这是彼得·林奇孜孜以求的对象。尤其是好公司卖到了好的价钱。 “2003～2007年我们挣了那么多钱，有一些是一点点挣的，比如茅台、苏宁涨了四五年，有一些是一年挣的，比如券商类的股票。我们以前在证券公司，哪敢想过能挣80亿元，当时一年能挣10个亿就了不起了。”朱平说。 证券行业炙手可热，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争相加入其中。朱平定下了一条招聘规则，除了名牌大学外，还要是各省高考前100名的学生，“其他有可能作假，高考做不了假”。
坐在时代的快车上，基金经理的生活各不相同。作为私募基金经理，李驰选择了罗杰斯式的生活方式。他每年有1/4的时间周游世界，去各个地方行走、滑雪、潜水。 而朱平的生活则刻板许多，“我们这代人，工作差不多是生活的全部了”。各种会议都安排在周六和周日，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就像欧·亨利那篇著名的《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中写的：“谁无缘目睹曼哈顿经纪人在生意高峰时刻那股紧张劲儿，谁搞人类学研究就有极大缺陷。证券交易所里风云变幻，飓风、山崩、雪暴、冰川、火山瞬息交替；这些自然力的剧动以微观形式在经纪人办公室中再现。” 基金经理们将每年的排名称为“赛狗”，这个有些滑稽的自嘲实际上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如果上半年做得比较好，下半年就会相对轻松。“干这一行其实也很难受。行情好的时候，很辛苦，每天要看盘看资料寻找机会；跌的时候，倒不累了，反正也没啥机会，但心情很不好。”朱平说。 他们总是比别人担心的更多，偶然的事件往往会引发一场市场大跌，所以必须给自己留出后路。 钱为什么越来越多？ 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的市值从3万亿元增长到了30万亿元，增长了10倍。钱，越来越多的钱，在市场中吹起泡沫，聚沙成塔，往复循环。 广发基金的规模增长，如同一根陡峭的斜线。在2003年底只有30亿元，2004年底为50亿元，2006年底就上升到300亿元，2007年底1300亿元，2008年是700亿元，现在回到1000亿元。最狂热的时候，曾经突破了1400亿元。 当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整个社会究竟增加了多少资本？ “2003年到2007年是中国一轮新的经济周期，中国人2/3的财富是在这个时候积累起来的。在这几年里我们不仅赚了很多钱，工资涨了很多倍，还买了房子。在2003年的时候，虽然汽车第一次井喷，但还是一个奢侈品。现在的车已经变成了必需品了。”朱平说。 在朱平看来，虽然人均GDP增长了两倍，但实际增加的社会资本却并非两倍。因为第一个1000美元中有八九百美元用于满足吃喝等基本生活需要，不是现金资产，可用于消费的只有200美元。当得到第二个1000美元的时候，则全部是现金资产，一下就增加了5倍；增长到第三个1000美元时，就增加了10倍的现金。“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就是现金多了，弹性带来放大倍数。”朱平说，如果以美元计，放大了10倍的资金都是可支配收入，可以流向楼市也可以进入股市。 中国的储蓄存款有30多万亿元，如果像国外一样有1/3用于金融资产，就是10万亿元。现在股市的流通市值才5万亿元，银行内的存款已经足够带动股市的大幅波动。 另一个放大性的因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带动了其他资产价值的重估，尤其是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 “我倾向于认为，2007年与现在股市的上涨并非银行贷款宽松的原因，而是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市场资金充沛。在中国，钱多于投资的机会，这个矛盾一直存在。这些钱要么存在银行，要么投资股市和楼市。”朱平说。 财富阶层的不断增加，也让李驰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公募基金的大众性相对应，私募基金更多是为高端客户提供定制服务。2008年开始，李驰连续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了5只信托产品，最小认购额都为100万元。 通过信托模式运作，是目前私募基金阳光化的主要方法。信托公司充当基金产品的发行人，托管行是基金的保管人，信托公司聘用投资顾问（或基金经理）管理募集来的资金。由于信托公司、银行、投资顾问和基金管理人多方制约，投资者可以规避私募不透明的风险。一般情况下，通过信托模式的基金申购费为1%～1.5%，管理费1%，这些费用由信托公司和基金管理人分享。除此之外，托管行收取托管费，基金经理要抽取20%的利润提成或分红，这种分红是要在基金的净值超过历史高点的时候才能进行。 信托模式使私募基金有了合法的保证。与公募基金不同，私募基金的分成方式更加刺激，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经理投身其中。 下一个10年 每一次泡沫的产生，都源于一个美丽的结论，不然就不会有如此多的信徒。在朱平看来，2007年牛市泡沫的破裂也使“黄金十年”的理论获得了修正。“实际上‘黄金十年’是有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外需，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出口不可能无限增加；第二个大宗商品是有限的，原材料越来越贵，或者根本不会卖给我们。这两个条件会使‘黄金十年’的假设受到很大抑制。”朱平说，“我不是不相信‘黄金十年’，但是实现的路径并非一条直线。” 目前，李驰的同威所管理的资产有30多亿元。他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就是5年后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500亿元，“完不成就是达到一半也好”。最近，他正在香港筹备发行新的基金产品。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是香港人到广东搞投资；第二个10年，是台湾人到上海、苏州投资；第三个10年，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投资；第四个10年，则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我们现在已经站到第四个10年的门口。现在资本市场大涨大跌的图景只是在预演未来。全球的资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国来，不到中国募集资金管理资金，你就与未来的成长无缘。这是我总结的，未来10年全球资本的制高点就在中国，很快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就排世界第一了。”李驰说。 在年初经济还未转暖之时，李驰已经信心满满地上路了。 在4个月前，朱平写了一篇文章《股市新时代》：“无论是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还是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表明中国可能正在一个门槛上……中国将在以后的一个周期真正走向全球，在全球话语权也逐渐增加，与此相对应，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会出现，当年日本的成长也同样是伴随索尼、丰田的全球化的。因此，这种类型的公司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比上次牛市更大的收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人的财富增长实际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后者用钱将前者量化了。”朱平说，“我们未来有两次大的机会。一是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到一半，中国人可以生活得更好。汽车刚刚成为必需品，公共交通还需要大力发展，我们要有更好的铁路，更好的公路。第二，城市化的进程也才开始。我们只建设了3000多万套房子，中国的城市化完成至少需要1亿套商品房。我们唯一要解决的就是要使市场运转起来，收入分配合理，让老百姓可以有钱消费。我们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的标准是美国的，也代表了西方的标准，日本的现代化没有改变这个标准。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是给全球带来中国的标准。” 李驰仔细地研究了巴菲特的发家史。他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巴菲特的资产并没有很大的成长。40年前买了巴菲特的股票可以赚1万倍，30年前买就只能赚100倍了，20年前买才赚10倍，10年前买到现在就只能赚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了。“所以，你要发现一个人有潜力，你必须尽早和他在一起。”李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