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孙黎 当汪丁丁断言中国社会正转型进入后工业社会，我们为即将到来的物质极度丰富的世界而憧憬不已的时候，杰拉尔德·戴维斯（Gerald F. Davis）的新书《市场的掌控：金融如何重塑美国》（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却为我们描述出一个以金融市场为轴心的后工业社会，如何改变个人、公司、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并将全球卷入大萧条。 将Manage翻译成“掌控”，而不是“管理”，并不是挑战政府的威权，而是更好地体现里根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兴盛，如何更多地将政府掌控之手交给市场的美国历史。1980年美国金融业的工资水平仅较其他非农行业私营部门略高而已，随后在管制放松和长期牛市的作用下，到2006年时已经是后者的1.72倍。正是金融市场为轴心社会的崛起，改变了美国的收入结构，也使华尔街的基金经理和银行家掌控了美国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 戴维斯是密西根大学的管理学讲座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以研究毒丸、金降落伞等反收购战术如何通过关联董事网络传播而著名，现在即使担任了《管理科学季报》的副总编，依然笔耕不辍。他自称本书的目的是要给读者描绘一幅资本主义的地图，但在批判朋友变成“社会资本”、子女变成“人力资本”的金融时代的同时，戴维斯显现的是他悲天悯人甚至是一种怀旧的思乡情怀。 薪酬揭示的历史 1940年前，J. P. 摩根等银行家担任着很多公司的董事，主导着美国经济，但战后随着福特、通用电气、RCA等公司的兴起，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的时代开始了，伯利与米恩斯的经典《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揭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本质：不像其他欧洲国家，美国政府将掌控之手自由地让位于专业化的经理，使后者成为现代公司的基础，成为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力。 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基金经理等机构投资者开始主导资本市场，慢慢掌握经济的话语权。到了90年代，竟有3000多家公司在交易所上市，50家生物医疗科技公司即使没有利润也受到资本的追捧，更不用说以“市梦率”为基础的互联网公司了。股价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使金融市场成为新的经济、社会的轴心。房屋可以证券化，在房价只升不降的假设下设计出多种衍生产品；公司为了迎合股价，可以进一步肢解和“空心化”，将低利润的制造部门外包到遥远的亚洲国家，只留下无形资产，或者像耐克一样仅剩下品牌；而共和党人则进一步让社会保险部门私有化，让更多的人自主管理退休账户。他们的策略是：让更多的人成为股东，而股东身份使他们更拥护共和党的政策，从而造就一个“永远的多数党”。同时期，通信科技的进步更加速了金融市场的扩张，鼓励人们“工作、储蓄、然后投资”成为共和党的信条，偏向保守主义的《华尔街日报》成为全美第二大报，Fox电视屏道迅速抢占了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老牌CNN的收视率。 这样的一个时代，被戴维斯称为“后公司时代”：公司的一切都围绕股价进行，而正在失去自己的社会良心。80年代雇佣工人最多的AT&T、通用汽车、福特，让位给今天以服务为主导的沃尔玛、UPS和麦当劳，而后者的工人是时薪制的，雇佣期不到3年，也没有产业工人丰厚的退休金。 1914年福特实施5美元的日薪，成为美国人向往的工作场所，当然，福特还要求员工必须是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已婚者，并乐意照顾家庭。福特提高薪酬，是为了体现上帝给予每个家庭的幸福时光。而今天，沃尔玛支付工人工资平均仅为8.23美元/小时（2001年），使这些工人的收入水平挣扎在美国家庭贫困线以下。当沃尔玛赚取的利润高达112亿美元时，其在美国的130万名员工中，仅有49%的人享受医疗保险援助，而其海外的40多万名员工就更难享受这种福利了。而同时沃尔玛的CEO李斯阁因为创造了更多的“股东价值”（股票上涨），赚取了2200万美元的年薪！
戴维斯的历史笔触不仅停留在经济与社会，而且也描述政治如何围绕着金融市场的轴心而转动，最有趣的是各州如何竞相修改立法，迎合金融市场的要求，使更多的公司在自己的州内注册，类似中国各省围绕GDP为轴心的招商引资政策。 今天看来，奥巴马的上台可以说是一种对金融市场为轴心的“后公司时代”的反扑：当雷曼破产使美国的个人股东养老金账户上的资产减少一半，当房贷证券化市场崩溃使个人房产贬值时，选民开始呼唤变革、拥抱变革。可以说正是金融市场这一轴心的失败，击碎了共和党连任的希望。而现在相继而来的加税，政府对银行、汽车公司变相国有化、健康保健账户改革，是否标志着美国将对金融市场为轴心的资本主义进行道路反转或是调试，现在还看不清楚。 金融市场中心主义的利弊 作为管理学者，戴维斯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提供问题的答案。在滚滚历史车轮面前，他的评判让我们警醒市场掌控一切的黑暗面。但是，市场到今天为止，还是所有人类智慧的创造中最能解决大规模协调问题的机制，市场的价格也是哈耶克所言的最有效的“自发次序”，任何公司或政府都无法达到如此高效的协调。而更重要的是，公司霸权或极权政府正是人类文明的天敌。正如戴维斯书中所批判的“公司封建主义”，或者说大银行精英的裙带主义（例如高盛与华盛顿高官的密切关系），最有可能摧毁市场本身。这正是我们在金融危机处理中所看到的：鲍尔森救助AIG（高盛是AIG最大的交易对手），而不救助雷曼；逼迫美洲银行为美林买单；刻意打压克莱斯勒债券持有人等等，致使现在私募资本们还是对奥巴马的银行救助计划将信将疑，不敢参与。 戴维斯批判金融市场中心主义毁灭了社会低阶层向上流动的阶梯，例如现在人们很难理解微软的管理模式或者对冲基金的运营，这只能让社会的极少部分人到达社会的高阶层。这缺乏严谨数据的支持，据我的观察，里根的解除管制政策极大地造福、壮大了美国的中产阶层（当然也加速了贫富分化）；而美国丰富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随IPO市场壮大的风险投资，使美国成为全球创新力量的主导，使Facebook、Twitter等公司的创始人即使没有大学文凭，一样能组织起高速发展的公司；而最重要的是，保险账户个人管理化使个人享受更多的经济自由，当然，随后就是享受更高的政治自由，而后者，正是夏威夷一位单身母亲的黑人儿子能当上美国总统的原因。 戴维斯熟读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更是一位社会学家。他猛烈批判商学院的同事——金融系的教授，例如提出代理理论的Jensen教授，认为金融理论将人类社会的美好情操都短缩、还原为价格信号。但商学院在美国80年代后的蓬勃发展正是“后公司时代”的产物——因为在看得见的手的公司时代，内部提拔就够了，无需熟读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MBA助阵。而戴维斯教授本人也是后公司时代的受益者，他如果在美国小小规模的社会学系，同样是讲座教授，他的家庭住房面积也可能要缩减一半。 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本主义本身有着人类历史从未经历的创造力，资本市场支持的人类基因图谱突破正在改变人类的生命，而社会机构为公司评分的“社会责任指数”正成为指数基金经理的工具引导公司治理变革的方向。制造业在美国就业人口中连10%都不到，但却为全球贡献了24%的GDP增加值，代表了全球最高效率的生产率。 正如《经济学家》最近的评论：一个崭新的欧洲权势等级已经出现，宣扬国家统制经济论的（statist）法国居首，统合主义者（corporatist）德国居中，可怜的老牌自由主义者英国垫底，但本刊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一边——尤其是因为这一模式将更多的权力交到个人而不是国家手中。 这些争论也正表明，尤其在这个全球经济正处转折点的时刻，《市场的掌控》不是一本机场书店的快餐读物，而是一本振聋发聩的问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