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翟东升
温总理年初访欧期间，国内媒体有评论人士提出《巨额外汇储备如何用于提振内需》，并煞有介事地说“（在国内使用外汇储备），首当其冲应该投向改善民生建设”。 看到这些说法，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与常识相矛盾。 为此，我专门查阅了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温总理的原文，果然发现其中颇有以讹传讹之处。首先，如何利用外汇储备来刺激国内经济增长（比如增加财政投入）的问题，并不是温总理自己提出来的，而是巴伯主编的提问。必须指出的是，巴伯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欧元日元是无法用来作为中央财政对内投资资金来源的，也无法划拨或者借贷给中国国内的机构与个人用以国内的消费或投资。为什么呢？最简单的回答是，中国国内只能使用人民币而不能用外汇。那么为什么不把外汇在市场上换成人民币使用呢？简单地说，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或者变通的办法来向中国国内市场释放储备中的外汇，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巨幅变动，从而给本国乃至整个地区的实体经济稳定带来更加巨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因此，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地说：“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如果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将是一场灾难。” 从问答记录来看，温总理对巴伯主编提问的缺乏常识之处心知肚明，但是以他温和谦逊的一贯风格，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而是委婉地说：“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外汇储备来为我们的建设服务。”（注意！他说的不是为拉动内需服务。）他还说“外汇储备是央行用人民币购买的，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如果财政使用则必须发行国债，从央行购买来用”，“外汇必须用在国外......” 本文除了要指出有关报道的误读之外，还想抛砖引玉，谈谈是否的确有什么办法通过对外汇资产的巧妙使用为当前的保增长重任服务。 保增长无非三块，消费、投资、出口。前面说过了，增加消费和投资是人民币资产的事情。那么剩下的一条路就是通过利用手里的外汇来刺激对外出口。这条路其实我们一直在走：中国外汇储备的70%购买美元债券，从而为美国对外逆差提供了大约一半的融资。打个比方说，我找了一个特别大手大脚的邻居，给他做长工，他付给我的工资反过来全部被他借回去，再加上从其他邻居借到的钱，他用所有这些钱来继续雇我和其他人打工。这就是以前我们解决自己就业问题的基本办法之一。现在这个邻居欠的钱太多，他自己也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了，那我就有半失业的风险了，怎么办？一个顺理成章的办法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邻居愿意多给我一些活做。没有钱雇我？没问题，我借给你，关键是你得有抵押物，而且我每借给你一块钱，你得买我两块钱以上的东西。 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制成品存在着很大的需求，但他们没有钱，所以不构成有效需求。前几年原材料价格暴涨，我们对第三世界的贸易迅猛增长，这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互为推动。原料价格暴涨导致发达国家财富流向体系边缘国家，他们有了钱之后就更多购买我们价廉物美的工业制成品。中国制造原本主要依赖美日欧市场，在体系中央塌陷的大背景下，开发边缘市场作为替代，制造新的泡沫来对冲旧泡沫破灭带来的冲击，也许可以为我们的出口企业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以2007年的石油贸易为例，假如原油价格每桶贵20美元，那么产油国就多挣5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多付370亿美元（中国原油净进口量只占全球贸易量7%左右，多数原油都由美日欧购买和消费）。只要我们有办法确保产油国多获得的5000亿美元中有足够大的份额（比如1000亿美元）用来购买中国产的商品或者劳务，那么多付的370亿美元就很值得了。其他大宗商品也是同样的道理。 回到我们前面的那个比喻，原来的邻居雇主现在变抠门了，怎么办？我找到几个关系不错的穷兄弟，跟他们事先约定：我想办法让他们变富，条件是他们富了之后得专门惠顾我开的店。怎么让他们变富？就是选择性地推高某些品种的价格，让有钱人不得不多付钱给这几个穷哥们。以此思路可以将我们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数倍于此的对华商品和劳务进口量，只是进口方不再是发达国家而是一些和我们建立了“经济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我一再强调，对非洲的出口与对欧美日的出口含金量是不同的，因为前者更多惠及本土企业，后者大部分利益由外资来获得，因而衍生的对内消费和财富积累乘数不一样。在全球化进入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兴盛的时代，这也许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这个政策，具有政治和战略上的风险性，也需要我们的经济外交发挥创造性，但是比起被动地谴责人家的保护主义来，结果总要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