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落魄编剧到影业老总再成为票房冠军，陈嘉上历经人生起伏，他用不妥协最终赢得了观众与市场，但他更希望从自己的弯路中找出整个行业的纠结隐痛 文｜本刊记者 方浩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陈嘉上，能把《画皮》那样的故事拍得如此精灵又凄美的导演好像不应该长得如此不引人瞩目——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庞，笑起来很温和。有时候我会错觉他好像是中国南方乡村某个学校里的语文老师。 当他开始说话时，我再次意外。“香港电影业走过的弯路，最好不要在内地重复。”他心情沉重。不要试图从他身上找到因为《画皮》票房突破2亿人民币大关而留下的任何得意的痕迹，票房似乎很难为他带来兴奋感。 曾经的梦魇他依然难以释怀。 上世纪90年代初，其卖座喜剧片《逃学威龙2》上映后，票房是创纪录的4700万港币，但这并没有阻止香港电影业迅速跌入低谷期。“票房只是表象，电影市场的根基在于产业化。”不再演绎精灵的陈嘉上正在思考这个沉重的命题。 也许从某种角度来看，陈可能是最适合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了：从香港金像奖得主到英皇影业CEO再到两岸三地的票房冠军，陈嘉上的职业生涯几乎覆盖了电影市场的所有利益链条。他是香港电影工业从辉煌走向萧条的见证者。更滑稽的是，十年前帮助陈嘉上获得香港金像奖的《野兽刑警》，是他从业生涯中赔得最惨的一部作品。那一年应该是人生的低谷还是高点呢？这种交错的悲与喜似乎从来没有远离陈嘉上。 对于一直标榜自己是“商业导演”的陈嘉上来说，叫好不叫座不仅是商业片的大忌，也是整个行业的悲哀。从那时起，他开始不断反思香港电影工业的种种危机，比如来自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遭遇影碟及盗版冲击……但他最后总结出一条隐疾：香港只有电影制造业，没有电影产业。这才是香港电影业至今未能恢复元气的罪魁祸首！ 但陈的忧虑并不在于此。他现在的视线所及，是一个票房收入接近50亿、已经跻身全球前十的大陆市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投身这个极具增长性的市场。一个若隐若现的问题是，大陆电影市场是否会复制香港电影业的泡沫奇迹？ 陈嘉上给出的答案是：有危险，但可以避免。 香港创意已死 如果没有涉足自己心仪的电影行业，陈嘉上现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身份：地产大亨。80年代初，大学刚刚毕业的陈嘉上跨进了自己家族创办的建筑公司。彼时的香港地产业正值黄金时期，包括华人首富李嘉诚在内的众多香港实业家都是在那一时期完成财富跳跃。按照正常的家族企业的逻辑，陈嘉上会从公司内部一级一级爬升，终点当然是老板。 这不是一个文艺青年想要的人生轨迹。就在这个时候，一部电影给陈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当时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代的标志性人物章国明执导的《边缘人》刚刚上映，这让陈嘉上感觉太棒了，“一下子打动了我”。 随后，陈嘉上决定离开父亲的公司，他想去邵氏电影公司。这家红极一时的电影公司正在招聘一个制片助理，报名人数达到500多人。幸运的是，陈嘉上最终考进去了，虽然薪水只有以前建筑公司的五分之一。 陈嘉上从最基本的道具、特效做起，一直做到道具主任。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兴趣还在片场，或者准确地说，是编剧、导演。于是，他又回到剧组，重新学习，这样，从编剧到副导演再到导演，陈嘉上比别人多走了一圈。 直到今天，陈嘉上依然认为自己“还算是个不错的编剧，而至于导演，马马虎虎啦”。但是，编剧的角色并没有给陈嘉上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意义。“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编剧稿费几乎为零。”陈嘉上回忆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市场虽然辉煌，“但那只是电影公司老板们的辉煌期”，票房收入的多寡与编剧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对待编剧几乎没有任何版权保护意识，大多数编剧用一次就踢掉。陈嘉上们成了最廉价的一代“枪手”。 虽然日子清苦，但大家都认为自己身处一个朝阳行业中，并相信这个市场要多大就能有多大。当时的香港每年大约生产三四百部电影，有些电影的制作周期只有十几天，而且剧情大多是从欧美大片中东拼西凑。在陈嘉上看来，说香港是最早的“山寨之城”一点也不为过。从这个角度看，编剧在香港电影工业中已步入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所谓创作自由，只跟现实有关，你能熬多久，你能吃多少苦而已。”陈嘉上不无感慨地说。 就这样，整个香港电影界懒洋洋地躺在好莱坞大片的顺风车上，对其剧情、创意进行肆无忌惮地模仿、复制。 恶果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美国几大影业公司的进入，“量大质糙”的香港“山寨电影”终于失去市场。1993年，《侏罗纪公园》在香港创下6000万的票房纪录，打破之前港片几十年票房冠军的神话。随后西片年年压境，港片节节败退。 此时，整个香港电影工业开始“分崩离析”，上下游同时进退失据。既然香港观众爱看西片胜过港片，院线商也只好见风转舵，不但缩减投资港片的资金，还将原本放映港片的部分影院改放西片！更有甚者，90年代后期，随着黄百鸣的东方院线停办，陈荣美旗下不少影院停业改建成商场，邹文怀的嘉禾亦放弃香港影院的经营业务，则标志着曾经主宰香港电影业的院线制宣告瓦解。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1993年至1999年期间，吴宇森、徐克、周润发、李连杰、成龙等港片栋梁相继远赴好莱坞发展，香港电影从业人员又面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之忧。“电影行业本质上是一个创意产业，如果没有好的创意，没有好的剧本，其他一切皆无从谈起。”陈嘉上说，“若要做大做强电影产业，保护和善待编剧是重中之重。” 陈嘉上的第一个剧本给他带来了6000块钱（港币）报酬，这是80年代的行情；奇怪的是，这个行情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也没有彻底改变。贯穿整个90年代，在香港做编剧乃至做导演，都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那时候拍电影“有钱就行，有明星就行”。 那时给编剧分红的概念还未诞生，对创作产权的保护也几乎为零。比如一部电影，可能在拍第一部的时候会给编剧一些微薄的稿酬，但无论接着拍出多少续集，也不会再理会编剧，因为他的作用仅限于开始的那点“体力活”。 过去香港的电影工业对编剧版权通常的做法是直接买断。显然，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种做法，尤其是媒体载体的不断演进，从DVD的版权到HCR的版权，再到互联网，无论增值多少，也不会有一分一毛回到创作人身上。“就等于说，这些老板赚了几番的钱，可是创意的人眼巴巴地就坐在那儿。”陈继续说，“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创意产业呢？怎么可以让人家留在这个行业呢？” 这种缺乏激励机制的电影产业生态，最终导致香港电影人开始了第二拨外流，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大陆。“大陆电影市场现在对编剧的态度其实与香港并无多大区别，只是这个市场增长太快了，暂时掩盖了上述问题。”光线影业总裁张昭说。 艰难求解 在香港电影已经完全摒弃创意的时间里，陈嘉上是一个孤独的坚持者。一度香港电影最典型的路数是，从这部好莱坞大片中摘取一段情节，再从另一部好莱坞大片中摘取一段情节，就这样抄来抄去，最后汇总成一部片子。身为编剧的陈嘉上每一次都会固执地推倒这些东西，这时人家就骂他：“你这小子，我们谈得好好的，好不容易把导演说服了，你一来就推倒了，你有好办法你写啊！” 因为编剧收入微薄，他的日子一度很窘迫。陈嘉上至今还记得，他最艰难的日子“惨”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与梁家辉、一位副导演一同订餐，三个人讨论应该谁付账，彼此都不想掏钱，最后决定谁口袋里钱多谁就付账。陈嘉上上下摸索了一番后，掏出两个港币放到了桌上，最终逃过了请客买单。“我有一个强项，我不怕穷。”陈嘉上说。 但那时的陈嘉上生活得很充实，忙得不亦乐乎，“常常是早上帮徐克(写剧本)，中午(帮)麦当雄，晚上就是(帮)洪金宝跟成龙，而且都很轻松，没压力。那个时候学了很多，谈剧本就是享受啊，写剧本也是。不管能赚多少钱，能写就写，很享受，都不关心吃什么喝什么赚多少，整天都在谈剧本写剧本。” 从1999年开始，随着与英皇、寰亚的深入合作，陈嘉上也开始慢慢为编剧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特别是通过与刘德华合作《真假威龙》，让他拿到了7位数的编剧酬劳。“但这也仅仅是对几个名牌编剧，对于大多数还没出人头地的编剧来说，日子依然不好过。”陈感叹道。 据张昭透露，目前在大陆电影产业中，虽然分红的呼声很高，但对编剧著作权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间接影响了剧本创作人员的热情和想象力。2009年前6个月，光线影业一共收到了180多个剧本投稿，但最终可以采用的，也就一两个。 原因何在？“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目前还是投资方主导的，他们的态度不改变，整个产业生态难有大的变化。”陈嘉上说。 在香港电影摒弃创意时，陈嘉上选择整整消失了两年。不是他不想拍好电影，而是没有好剧本。那个时期他也很少写剧本。
“我从来不会妥协。”陈嘉上的对策就是没有好剧本绝对不拍。在拍《飞虎雄狮》（2002年）之前两年，身为票房冠军的陈嘉上没有接一部片子。不少投资方当时要求他继续拍武侠片，陈说我拍不下去了，因为全香港的电影工业都在拍武侠片，所以他觉得不可能接受。然后陈嘉上提出要拍《飞虎雄狮》，但此时投资方不接受，他们觉得陈嘉上疯了：“第一你不懂拍枪战，没看过你拍枪战，你是一个《小男人周记》导演、《逃学威龙》的导演，你不可能去拍这个动作片。第二你不要求有明星，就更不可以。” 两年之后，陈嘉上拿着自己写的剧本，去找了一家电影公司。跟他们说，我想拍这个戏，条件是我不收钱。你不赚钱的话，我不收钱。我的片酬在你卖完钱之后，你赚了再给我。“我是靠这个才开拍《飞虎雄狮》，然后开始赚了钱”。 与成龙合作拍摄《飞龙再生》的时候，陈嘉上第一次体会到了国外资本对原创剧本的重视。当时的投资方来自美国，他们一共投给陈的创作团队3000万美元。这种在美国只能算得上C级（B级制作成本一般在5000万左右，A级更高）投入，极大地激发了陈嘉上创作团队的创作热情，最终，当整个团队把电影呈现给观众的时候，美国的影评人竟然认为是一部好莱坞制作水准的B级片。原因很简单，直来直去的美国人在出钱的时候，就已经把“该给谁分红、怎么分红”都摆到桌面上了。 回顾20年导演生涯，陈只满意他80年代拍摄的《错在新宿》和《武状元苏乞儿》。他形容90年代的《飞虎雄心》系列只是工业成就，1997年的《野兽刑警》则是一次不理性爆发……“但我可以无愧地说，20年来，并不是‘你喜欢什么我拍给你’，而是‘我拍了些什么给你’。市场没有动作片的时候我拍了《飞虎雄心》、没有喜剧时我拍了《逃学威龙》、没有处境喜剧时我拍了《小男人周记》。” 陈嘉上的老师徐克曾经有一天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商业片吗？随后徐克便解释了他的商业片定义，首先群众要爱，然后它不赔钱，然后最重要的我们带着群众往前走，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好起来。“这就是徐克教导我的商业片。”陈嘉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