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往9期，我们共同探讨过： 1、谁给了你创业的基因 2、设计将生于忧患？ 3、在自己的身体里长大 4、在旅行中提纯自己 5、野蛮创新，有何不可
6、中国外包，走向尖峰 7、创业导师 你在哪里 8、“冬天”里，如何人性化裁员 9、健康领域的生意机会 商学院无法教你的 文|《创业家》记者 胡宇萌 （本栏目由《创业家》杂志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及新浪网合办，主持人和嘉宾均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 主持人 牛文文： 《创业家》杂志社社长 梁冬： 太美科技控股执行董事长、总裁 策划 周一： 《创业家》 高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嘉宾 陈永红: 赛尔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李捷：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区域总经理 林志鹏： 捷赛厨电（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英杰： 优利系统（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区业务总监 王超： 澳信传媒 CEO总裁 谢犁： 渣打直接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汤雪梅： 数字壹佰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晓艳： Accenture China 外包业务总监 臧力： 饭统网 总经理 商业本身是冰冷的，创业原本是枯燥的，但是一旦有一群充满智慧的人从彼此的经历和故事里去发现创业的新奇，去解读商业，这件事就变得有趣起来。 从2008年10月起，由本刊、新浪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全新商业谈话类栏目“创业潭”已经举办了十期。十个月中，每一次商学院同学的聚首都能就不同话题直抒胸臆、畅所欲言。 “创业潭”的十期中，商业的各个元素都能成为同学们讨论的内容，从创业到创新、从商业到生活、从业态到决策……十期下来，“创业潭”已经有了自己鲜明的性格—“谁给了你创业的基因”、“冬天里如何人性化裁员”、“中国外包走向尖峰”、“在旅行中提纯自己”、“模仿是创新的捷径”……也许等到“创业潭”第100期的时候，所有的讨论会凑成一个精彩的中国商业图谱，里面不仅有解读商业的密码，更有发生在商业世界里的精彩故事。 本期“创业潭潭主”特请回了往期参与讨论的嘉宾，重回商学院，共同讨论一个我们一直回避的话题—“在商学院我们无法学到的东西”。中国的创业家们通常会用很不屑的口吻讲一句话：“一个商学院的学生能做什么呢。”他们的言外之意简单明确，商学院教不了中国商业智慧，商学院教不出成功创业家。 这是事实吗？究竟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在商学院里无法学到的？ 学“术”无法得“道” “道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层面，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会有不同的理解。在商业领域，有人把它们解释为战略和战术，有人把它们理解成价值观和方法论。无论怎样，这二者影响着公司的运营和创业者的判断。 梁冬：德鲁克讲过一个事情，有一次他在纽约地铁里面碰到他的女友，两个人都很高兴，在不同的电梯上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结果两个人还是错过了。德鲁克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有时候跑得快不见得是跑得好。我们自己做公司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开始跑得快的好像是把所有事情都想明白了，其实未必是好事。阿里巴巴开始也不知道它以后要做淘宝，百度也不知道它会做竞价排名。但是只有把每一件应该做的事都做好了，自然也能够做到正确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就“坐而论道术，打酒化桑麻”，听听大家对“道与术”的见解。 王超：“道”是战略，“术”是战术。道中有术、术中有道，二者不是割裂开的，它们其实是一个整体。实际上一个公司的“道”出了问题，是会导致顷刻间的毁灭。而“术”不成的公司，会是慢性失败，过程不会太剧烈，但是结果是注定了的。 臧力：“道”是给企业一个方向，而“术”是做正确的事。最后来看，“道”是没有办法验证对与错的，而“术”是能够被验证的。无论企业面临多少选择，你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然后走下去。所以企业的领导人直觉很重要，他要确定一个方向，然后用正确的方法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最后就能成功。这就是“道术合一”。 李捷 ：我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道”是价值观，这件事你该不该做？“术”是方法论，不管这件事正确与否，我都要把这件事做到极致。你可能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但是你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坚持，最后还是可以有不错的结果。 但有些事情的本源就是错的，因为你的价值观就有问题。比方说安然公司，它之所以财务造假，是因为它的高管期权方案，也就是它的管理层希望通过操作股价获取超额利润。这从价值观来讲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它虚增的收入使它的财务报表很好看股价做得很高。归根结底就是要做正确的事情，然后把事情做正确了。 再比如沃尔玛。沃尔玛很成功但是它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企业，它的赢利是建立在把上游供应商的所有剩余利润都压榨掉。这是一个很好的“道”跟“术”的问题，从“术”的层面讲，它把利润最大化是没错的，但是从“道”的层面讲，这个企业很难走远。 谢犁：雷曼输就输在它的“术”上。2007年第四季度的时候衍生品已经占了公司利润的60%，当时所有人都不舍得放弃，就想再做一年。就这一年，导致它倒闭。我们的CEO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到坟墓里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前面救了贝尔斯登，后面救了摩根士丹利、美林，就是中间没有救我们雷曼兄弟。”我认为一个公司的失败总结都会跟“道”有关，但是很大原因是“术”没有做好。 牛文文：从应用层面上理解，“道和术”是“企业家和商业模式”的关系。“道”是创业家的素质，而“术”是商业模式。去年以来，投资界有几个失败的案件，全部都是跟创业者有关。他们没有与他们的商业模式共存亡的决心。在创业这个领域上，创业家精神或者素质最重要，商业模式不重要。有很多商业模式都非常漂亮，但有人做的成，有人做不成。核心在于创业者的耐心和决心。 陈永红：我理解“道”是价值观，所以我认为来商学院上课的人其实都已经过了可以塑造他“道”的阶段。来商学院上课的人岁数应该是30~43岁之间，事业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这些人都已经形成了他思维的定式和习惯，来商学院无非是想学到更多应用性的东西，所以在“道”上，很难去同化他们。实际上有些知识是可学、有些是不可学的，我觉得“术”是可学，“道”是不可学的。实际上人的成长过程之中，“道”已经自然形成了，而在商学院去学习更多“术”的东西是完全可行的。 汤雪梅：由于自己在创业，所以我认为“道”也好“术”也罢，都是要跟企业发展阶段和所处环境有关系。比较大型的成熟企业，会更关注于“道”；而初创期的企业，会更多侧重于“术”。如果一个公司在开会的时候讨论更多的是产品，那说明你是处于创业期；但如果这个公司更多的是在说理念、愿景，那这个公司已经进入成熟期。商学院教的很多东西都适合于大公司，而绝对不适合创业企业。我发现自己做老板以后，商学院的理论都用不上了，但是对大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很适用，所以商学院的课程是来培养职业经理人的，而不是创业家。 刘英杰：我知道有一个故事。有个金融家在海边看到一个渔夫在钓鱼，于是建议渔夫每天多网些鱼然后雇工人、开公司、多挣钱，挣了钱以后买大房子，可以悠闲地在海边晒太阳。渔夫反问：“那我现在不正在晒太阳吗？”这个故事里就蕴含着“道与术”的问题，无论哪种方法都能达到目的，关键是过程中的自我感受，快乐与否只有自己能知道。所以，很多人说创业很快乐，但我觉得在自己本职工作上做好也是一种创业。 王超：拿围棋来做例子最恰当。中国围棋界有个重要的人物是吴清源先生。吴先生有一本书叫《中的精神》，这本书里有他对围棋的理解。围棋是一个竞争性非常强的，两个人下必然有一个人赢，一个人输，这是一个胜负游戏。他讲的中就是中国的中，和是和解的和。但是吴老先生讲的中的精神是什么？他说下棋要取中和之道，意思是说在任何局部，都可以不下过分之招，只让自己不亏，但是最终却是会赢的。他这个中和，我认为是“道”。他的目的还是要赢，他怎么赢呢？他的理念就是如果你总取中庸之道，取中和之道的话，对手必出错误。对手出错，你就有机会战胜对方。这是吴先生的理解。 你还会看到一种情况，吴先生在棋道上被公认为是最高的境界，但是吴先生和初段选手下却也可能输，为什么？因为岁数大了的吴先生的算路已经不行了。“术”就是算路，就在局部对杀的时候，就要拼算路。 对于企业家来说，你认为企业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因为他的“术”强，是因为他更容易抓住别人的错误，所以最后用“术”来解。 东方基因在哪里 东西方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差异决定了在商业运作上，我们与西方也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过去的黄金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大多是借用西方的商业模式和资本运作手法，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经历成长的危机。中国能否出现完全意义上的东方基因、东方世界级企业？如果中国企业想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哪些方面要改进呢 牛文文：过往的黄金十年，大部分成功的企业都是在沿用美国有的商业模式，靠着美国来的VC和PE在美国上市，完成了一个公司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这些都是美式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但现在这些企业很多都在经历危机。请大家考虑这次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的企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中国创业者怎样才能出现东方式的创业。 林志鹏：我认为我们很难避免走西方这条路。比如说合同法的出台，咱们慢慢地照着合同法这个路子走下去的话，中国也会变成一个高消费的社会，企业成本也会提高，慢慢地也跟西方企业一样面临困难。 谢犁：我感觉东方的优势就是文化力量很强，而西方是制度优势很明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我们中国目前的失业率、社保能力、人口的收入和物价水平来说，中国可能会有无数人在街头饿死，但现在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纽带，家里的人会救济失业的人。但是这个情况在西方，就必须靠社会的福利转移制度。中国的企业有做得很大的，但是却很少有世界级的企业。而印度公司却能做到，因为印度是一个完全西方化的制度国家，它的法律非常完善，我们在印度投资就会很放心，签署的合同都会被执行，因为有法律的保障。但是在中国，签的合同再完美，心里都要悬着。我不仅要跟被投资的企业家有交情，还要跟他的朋友熟识，用道德上的约束力来保证合同的执行。中国有很多非商业化的规则，这也说明了中国内生文化的强大。 在西方，因为边界清楚，所以风险很小，交易的成本最低。中国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有一个统计，全球500强的公司里头，CEO是印度人的，大概有90家；在全世界100所好的大学里，印度人做校长的大概有25家，但是中国显然有差距。 李捷：在中国，你要想让企业成功，企业家要有足够大的人格魅力去成为这个企业的精神领袖。做不到这一点，企业就很困难。但反过来讲，一旦这样的企业成功，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企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所有的企业的运行和资源都依靠企业家。但是在西方的体系下就有一个很严格的治理结构，董事会、CEO和股东三者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不允许有CEO的权力凌驾在股东之上。可是中国的企业家脑子里不太有股东的概念，他们觉得这企业全是自己的。马云自己就说：“我不缺钱，这些人给我钱，是他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他。”中国的创业者经过风险投资、Pre-IPO最后上市，但是在他们心里是认为风险投资的钱只是拿来用用。也就是说，他们奉行的游戏规则是西方的，但内心是东方的，他们很享受成为精神领袖的感觉。 王晓艳：中国文化，从来都是集体是第一位，个人是第二位的。中国所有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其背后实质都是“国字头”的，是集全国之力，而不是凭借某位领袖的智慧或是商业运作手法上的成功。这种差异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假如说真的一下改变了，对我们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