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敏感地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只是第一步，权变还需要管理者有勇气、有胆识，因为这是对常规的打破。
“悬权而动”（《孙子兵法·军争篇》）是孙子军事思想的精髓。所谓“权”，最初是指秤锤，此话的字面意思是将秤锤悬挂在秤杆上，以称量物品的重量。孙子用以强调，只有权衡好利害关系，才能在战争中占据先机、获得优势。兵家最讲究权变，权变是兵法的题中之义。在著名的兵书中，没有一本不充分渗透着权变的思想。《孙子兵法》全书共13篇，贯穿始终的思想就是因变制变、因变制胜。而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管理情境，管理者要善于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地实施管理行为。 权宜应变 事实上，不只是兵家，诸子百家都非常注重权变的价值。孔子曾经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意思是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够学到道；能够学到道的人，未必都能够坚守住道；能够坚守住道的人，未必都能够随机应变。可见，孔子将权变看成是比学习、得道、守道更重要的人身修养。 “愚孝被斥”的典故就深刻反映了孔子的权变思维。一次，孔子的学生曾子在瓜田里锄草，一不小心将瓜的根锄断。他的父亲火了，拿起一根大木棒，将曾子打昏在地。曾子苏醒以后，不光仔细询问父亲是否因此而伤了身体，而且退到屏风之后弹琴唱歌，希望父亲知道自己的身体没有被打坏。孔子知道这件事之后，批评曾子说：“从前舜侍奉父亲，如果父亲用小棍子打他，舜就呆着不走；而如果父亲用大棍子打他，舜就赶紧跑开。而今你用自己的身体去迎合大怒中的父亲，站在那里不走，如果你自己被打死，不是陷父亲于不义之地吗？还有哪一种不孝比这个更大呢？” 可见，权宜应变是智者的风范。在现代管理理论中，权变管理理论是这种通达权变思想的体系化、理论化的表现形式。作为权变管理理论的集大成者，美国管理学者卢桑斯在1973年发表了《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一文，并于1976年出版了《管理导论：一种权变学说》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这一管理理论。概而言之，权变管理理论可以用“如果—那么（If-Then）”来表示，即组织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是自变量，而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则是因变量，如果存在某种环境条件，那么采用某一管理技术和方法就可以比其他技术和方法更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权变管理理论受到了管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如果说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而这种艺术的成分，则更多地体现在权宜应变之中。 因此，洞悉环境的变化并准确地判定环境情境就成为管理者一项重要的能力。一位睿智的企业家一定拥有非常灵敏的嗅觉，能够迅速捕捉到环境中的细微变化，尤其是正确地对这种细微变化所昭示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及时的判断，从而做到顺势而为，有效地把握机会。
当然，敏感地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只是第一步，权变还需要管理者有勇气、有胆识，因为这是对常规的打破。这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权变是“大人”的品德、学问和本领。否则，即便意识到环境的变化，也会由于畏首畏尾而错过时机。 因利制权 如何才能有效地实施权变呢？孙子的观点是“因利而制权”（《孙子兵法·始计篇》），即在充分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评估投入产出情况，来确定是否应该实施权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子兵法·九变篇》）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弦高犒师”和“尾生之约”一正一反两个典故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春秋时期，秦穆公任命孟明视为大将，率领300辆兵车，偷偷地去攻打郑国。秦国的大军刚进入滑国的地界时，就被郑国商人弦高遇见。当时，情况万分紧急，弦高遂冒充郑国派来的使臣，求见秦国主帅孟明视，并以12头牛犒劳秦军，以示郑国已预知秦军来袭。同时，他又急忙派人回郑国禀告。孟明视见郑国已有准备，遂领兵灭滑国，随后返回秦国。郑国即将面临的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很巧妙地被弦高消于无形。撒谎本不是什么好的道德品质，但当自己的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时，弦高却挺身而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因利而制权”的价值取向运用得非常到位。 “尾生之约”则是个反面案例。尾生与女友相约会于桥下，女友还没有到来，但洪水忽至，在桥下等候的尾生不愿违约，抱桥柱溺水而亡。守信固然是好的道德品质，但尾生不通权变的做法总让人感觉是无谓的牺牲。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守信的准则进行权变，并不会造成明显的损害，但却可以避免牺牲生命。 荀子强调“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荀子·议兵》），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坚定态度是对“因利而制权”思想的坚决贯彻，也是在面对不确定性环境时企业管理者的明智选择。美国《商业周刊》曾评选出企业界25名最优秀的管理大师，这些管理精英们的管理经验五花八门，但有一条成功的经验是一致的：经营管理无定势。而擅长案例教学的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们，在MBA的案例教学课上始终会强调一点：管理永远没有惟一正确的标准答案。 经主权从 权变管理是一种很高的管理境界，也是企业实现与环境动态适应性的基本要求。但是，如果滥用权变管理，则可能动摇企业的管理根基，破坏企业的制度底线，造成不必要的混乱。那么，如何实施权变管理才是适度的？或者说，到底应该如何构筑权变的合理边界呢？ 这就需要在权变与坚持之间求得平衡。尽管权变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无条件、无休止地变，有效的权变必须置于“经主权从”的大框架之下。所谓“经”是与“权”相对应的概念，《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经，织也。”即“经”是织造物的纵线，后又指南北方向的道路，引申为规矩、原则。也就是说，“权”指的是权变，注重的是灵活性；而“经”指的是规矩，注重的是原则性。 其实，孔子之所以将“权”放在“立”之后，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孔子认为，只有能够守道的人，才有权变的资格；讲究灵活性，不能以时时、处处破坏原则性为前提。否则，权变就会成为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的代名词，秩序也就不复存在。尤其是对于企业的管理层来说，切不可因为自己特殊的地位，以“权变”为“幌子”，让自己成为亲手颁布的规章制度的破坏者。 “权限”一词充分体现出权变有度的思想，相机制宜地行事必须要有限度，这种限度就是每个人的职责范围和企业的基本规章制度。在企业中，每个人在处理每件具体事情的时候，要仔细想一想：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是否可以改变？如果可以，才斟酌着去变通；否则，必须向上级请示，或者要求上级授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之所以出现，就在于权变无度，超出了职责范围和规章制度的边界。当然，已有的规章制度未必都科学、合理，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行修订是权变的需要，但即便如此，这种修订权并非每个人的职责范围，否则，只能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