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的看法 公司治理,马利克的另一种看法



  欧洲著名管理学者奥地利人弗雷德蒙德·马利克(Fredmund Malik)说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所有的经济失误都是通过种种方式的公司治理造成的,马利克甚至认为“公司治理”本身也是一个应景而生、经不起推敲的概念。马利克教授作为“圣加伦管理学派”的创始人在欧洲享有盛名,他从1993年开始出版的《马利克论管理—每月通信集》,在德语国家一直都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各界广泛阅读的出版物,受各界关注这一点,和他的同胞彼得·德鲁克颇为类似。日耳曼民族的冷静成就了德鲁克和马利克,尽管后者的成就未必能够和前者相提并论,德鲁克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而马利克则习惯从人云亦云的管理理论中发现漏洞,而这些漏洞往往是致命的。由于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巨大差异,企业以及企业的管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尤其是拿德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相比(当然不少德国企业也在努力向后者靠拢),因此马利克的理论和美国主流思想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然这也影响了他在欧洲之外的声望。马利克对经济危机以及对公司治理的独特见解,是切中时弊的,对我们不无启发,该怎么认识公司治理?马利克新书《正确的公司治理》提供了他的答案—不要迷信股东价值理论,它不但已经过时了,而且会引发企业杀鸡取卵式的不当举措。本刊有幸采访了马利克教授。

  管理学家:你曾经说过“公司治理”这个词是多余的?

  马利克:是的,这个词出现得很晚,创造这个词的人看来当时并不清楚管理的内涵。管理有三层意思,很容易区分,就是功能上的、机构职能上的和人员职能上的。简单清楚,第一层意思指要做的工作,第二层指所需的机构,第三层指机构内被授权要完成工作的人员。企业管理的概念一直被理解为负责一个企业内全部的、包括领导功能的管理职能,“公司治理”这个新词是多余的,仅仅涉及整个企业领导的许多方面中的一个,何况,在经营良好的企业里,人们没理由去关心公司治理。因为那里不但没有治理问题,而且公司治理条例中的要求早就成为了公司正规管理的组成部分。就像,你是一个很自律的公民,你不会想到法律对你的限制。“公司治理”这个词没有提供任何新鲜的内容,反而会让更多的人迷惑,它仅属于公司高层管理范畴中的一小部分。

  仅仅遵守了公司治理条例,并不能保证企业成功,企业管理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专业的创新管理、高效运行的企业结构和强大的企业文化,这些在公司治理条例中是不会出现的。企业领导的业绩除了财务指标和股票指数之外,还需要用一些东西来衡量,很多人认为这些东西既说不清也搞不清,干脆偷懒了。用数字来衡量公司的业绩,不但是滑稽的,也是危险的,这催生企业高层纷纷去牺牲企业长远利益来获得短期收益,最终整个社会都要为此埋单。

  管理学家:有没有优秀的公司是不关心公司治理的?

  马利克:这样公司很多,但往往它们都被忽视了,是的,管理最好的企业被忽视了。公司治理及其条例往往来源于上市大公司,它不能涵盖所有企业。当然,我不否认上市大公司很重要,也不否认一些上市大公司的管理很出色,但更多的大公司缺乏活力,官僚习气深重,老态龙钟。可惜,公众的注意力却仅仅看到上市公司,尤其是上市大公司和上市的网络公司,这是金融市场所谓的增长势头蒙蔽了公众的眼睛。

  全世界有很多公司尽管规模一般,但是实力超群,那是一批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公司,不少还是其所处领域全球市场的主导者。许多企业经营了几十年,有的甚至超过百年,经历多次危机和动荡,却一代一代地取得了成功,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全球化”这个词出现之前,就已经全球经营了。赫尔曼·西蒙称之为“隐形冠军”企业。这些公司不需要股市,它们的资本来自于对它们满意的客户,它们也不受金融市场的限制,它们面对的是客户而不是金融分析师和媒体。这些企业靠自己的市场贡献来争取客户,而不是靠股价指数来争取投资者,其领导者关注的是实务,而不是在媒体上花枝招展。

  总的来说,好的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经营得很好,与规模、业务、法人性质、行业无关,更不论是否上市。中国有不少规模不太大,有隐形冠军潜质的公司,却在积极追求上市,它们的领导者应该想一想企业是上市圈钱更重要,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更重要。

  管理学家:既然 “公司治理”这个词是多余的,为什么还要写书来谈论“正确的公司治理”?

  马利克:既然“公司治理”已经存在,我们就需要正视它,尤其需要将对它的理解拉回正确的轨道上来。人们对公司治理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和盲目的,一切都可以拿来评估,而企业本身却没有被评估。企业经营代表谁的利益?大家自然会想到股民,这个答案是骗人的。其实,股民并不真正拥有企业,他们只是暂时拥有股权而已,他们不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且容易“叛变”,企业的管理者也不关心股民的得失,他们只关心数字,也许是被迫只关心数字。所有人关心的只是结果的分配而不是结果的创造。正确的公司治理,首先就要将这个局面扭转过来。如德鲁克所言,银行家懂得一切与钱有关的事,但却很少懂得与经济有关的事。可以想见,一个金融专家很难去领导一个企业取得成功。正确的公司治理就是让一切回到它本来的面目—公司治理必须服务于企业,企业必须服务于客户。只有这样,才能让股权持有者最终得益。

  管理学家:你说过企业不能追求最大利润,那多大的利润是合适的?

  马利克:企业必须要盈利,不盈利,企业就不能生存,但盈利只是衡量企业活动正确性和效益的标准,而不是企业活动的原因。管理者无法从盈利本身获得正确行动的启示,企业获得良好结果的原因是创新、市场营销和生产力。因此这些要放在计算利润之前。顾客付钱并不是要让企业获得利润,而是他们需要企业提供劳动的成果,利润用来衡量企业能否正确完成了这个任务。很多人把盈利动机当做前提条件,因为这样容易变成理论,计算起来也很简单。

  可笑的事,企业创始人和业界大亨们很少是被盈利动机所驱动的,他们几乎都不承认是想获得利润,有的人是想真正干出点事业来,有的要把一个产品推向市场,或者实现某个想法。许多人放弃了一切,经历了破产,重头做起,反复尝试新的道路,直到有一天企业可以用获利来衡量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不是企业最大能获得多少利润,而是为了明天能继续经营下去,必须至少获得多少利润。

  如果一个企业过度关注利润的话,它就是往后看,就好像是坐在汽车中,看前面那个后视镜一样。而管理者应当往前看,看到企业未来的需求。还有,股票市场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市场,因为所有的投资者、所有的股东都是追求短期利润的。追求以利润为第一目标就必然会导致一些短期行为,为了提高短期利润,比如要降低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要降低在市场营销方面的投入,或者降低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降低了这些投入,短期的利润立即就会上升,立即就产生爆炸性的增长,然而这个企业却越来越病,直到病入膏肓。很多企业都这么做,就会导致现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荒唐的是,那些经济管理学院的人士经常认为股票市场之所以繁荣,股票价格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企业表现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股票市场表现好,不是因为企业表现好,而是因为企业举债经营,银行给了它无穷无尽的信贷。信贷和人的贪婪促进了股票市场的上升。

  管理学家:那你觉得什么样企业才是健康的企业?

  马利克:如果企业领导者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放在中心位置,把那些利益群体从中心位置挪开的话,弄清楚一个企业健康与否就容易多了。我提出了六个指标:市场地位、创新业绩、生产力、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支付能力和流动资金、盈利能力。这六项指标都是攸关企业命运的,对管理有一定认识的人,都不需要我每一条展开分析。在这六个指标之后,我要强调的是管理需要生态思维,这个听起来有些让人费解,但如果你留心观察一下,很多管理上的词汇都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尤其是生物和医学领域。一方面这些词汇是产业界人士首先使用的,他们要表达更加重要的概念时,时常下意识地用到生物学上的概念;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将来去领导企业甚至是其他社会组织,要从生物学科里学到比经济学科里更多的东西。专业分得太多清晰,一方面曾经为科学进步做出了贡献,但也时常阻碍科学的发展。学科隔绝的结果是远离现实。生物学把生命的有机体作为全部的研究对象,假设我们把企业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我们可以从生物学上学到什么?有机体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学习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组织能力,以及它们完美的效率。不要迷信信息学和电子学,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我们正走向信息化社会。信息学不过是超级机械学,它还是完全没有离开以前的机械模式。当组织按照生命系统的模式来运行时,才会真正开创一个新的模式。那些坚持股东价值理论的人也许对此毫无兴趣,但对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来说,如果你的竞争对手试图用信息技术来让组织模拟生命体特性的话,对你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当然,这些想法早就存在,比如学习型组织、网络式结构等,它们现在还派不上用场,还很幼稚,因为还没有人去调用人类在生命科学、系统科学和控制论方面掌握的大量知识。

  管理学家:在健康的公司治理中,监事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马利克:企业为了不犯大错,需要一个强大的监事会,监事会的名称和组织在不同国家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形同虚设。监事会之所以不起作用,原因不外乎四点,一是对本企业和本行业熟悉的人在监事会里已经少得不值一提了;二是要完成监督企业运行的工作,需要全日制的投入,而现实是这些人在具体工作上只花了极少的时间;三是强势的执行官不喜欢强大的监事会;四是监事会根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还有由于监事会本身的不摸门,不作为,也让企业的管理者无法真正听从他们的意见。如果有一个强大的、精明能干的监事会,则很多企业的失败就可以避免,尽管它会分去企业最高领导人的部分权力,有时会让他们难堪。

  管理学家:该怎么来应对金融危机,过去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导致的,所谓泡沫周期?

  马利克:这次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既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仅仅是这次危机的表面现象,我认为这次危机是一次所谓复杂事物危机,复杂性危机。因为无论是谁的理论,是马克思还是索罗斯的理论,他们都忽视了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复杂性,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管是企业部门还是政府部门,他们都出现了管理上的失败。现在的世界是由多种系统构成的复杂世界,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关联,这使得人们很难理解,也就很难把握,最终就导致了危机的产生。打一个比方,过去人们要想看得更远,只需要登高而望就行了,而现在要想看得更远也许需要卫星来探测,通过卫星系统才能看到更远的事物。很多公司并没有充分利用高瞻远瞩的能力,而是依靠一些咨询公司来进行所谓战略的设计,架构的设计,以及决策程序的设计,因为我们社会在不断变化,社会越来越复杂,而它们都没有能力解决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马克思说经济危机是产能过剩,那我就要问,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执行,都有自己的行政委员,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听任产能过剩。索罗斯说得也对,经济总是有一个周期,有繁荣,然后有泡沫的破裂。这是由俄罗斯的一个经济学家最早提出来,叫康德拉季耶夫。但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你既然知道有这样一个周期,那么管理人员为什么还要放任这样一个周期的存在,这恰恰说明了董事会也好,咨询公司也好,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当代社会的复杂性,没有设计出一个应对复杂事物的方法。

  管理学家:你说过美国这次危机有一部分原因是公司治理问题,那该如何纠正?

 治理雾霾的看法 公司治理,马利克的另一种看法
  马利克:美国的企业管理怎么改,都得改,要全盘的改,因为他们做错了,全都错了。尤其是他们在金融领域,并不是说没有好的公司,美国也有好的公司,但是大多数公司做的都是错误的管理。因为美国的商学院向学生传输的是错误的理念,所以要从根本上做起,要改变他们的管理理论,而那些做得好的公司,他们的经营管理方式,恰恰是和商学院教的那种理论相反的。他们的董事会要改,监事会要改,公司的结构要改,组织形式要改。现在已是21世纪,美国的这些企业还在用上世纪的管理方式,他们需要变革了。

  我十年前实际上就已经预测到了这次危机,而且之后每年都在提醒这样事情早晚会发生。在我的每月管理通信里面,我都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对纠正它已经有了很成熟的考虑,有完善的管理模式,并且已经在一些公司实施了。这些管理模式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尤其是对很多中国公司来说,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开端,而不应去重复美国公司犯的错误。

  管理学家:以六个健康指标去衡量企业,会不会变得难以执行,卡普兰的平衡计分卡应用起来似乎并不像理论说得那样容易?

  马利克:我的朋友卡普兰前进了一步,但只是一步,我前进的步伐更远,我提出的健康公司的六个方面是很容易实施的。根据公司的规模大小,也许几天就可以实施,也许几个星期,也许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实施。为什么美国公司没有采取这种方法?因为美国商学院的毕业生脑子里面的观念就是错误的,他们一毕业,一到领导岗位就认为公司是一个赚钱机器,办公司就是为了获得利润,所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就是要实施一种全新的管理体制,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管理体制。我和我在欧洲的300多位管理方面的专家、同事,已经为这项改革开发出了工具,我们需要新的工商管理教育的内容,要更好地利用现有技术,要促进管理方面的教育改革,要对企业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需要新的管理程序。我们通过两个模型就可以简单地做到这一点。

  管理学家:日本公司跟美国公司的管理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历次危机都让日本公司很受伤?

  马利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日本确实有很多优秀的公司,几周之前,丰田还是最好的公司之一,索尼公司在电子产品和娱乐方面也如此。尽管危机是从美国发生,但是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危机,所有国家的经济、企业都不能幸免。日本的企业受到波及,中国的企业同样受到波及。但日本错了,错在政府,政府的政策错了,日本中央银行的政策错了。他们本来是一番好意要降息了,给产业注入资金了,但是却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因为降息,给产业注入资金,但企业却接受不了这些资金。这就说明了日本的经济模式,企业管理模式也需要更新,它的管理理念也需要更新,它在过去那些年那些理念和方法是错误的,吃到了苦头,美国现在因为采用错误的管理方法和理念,也吃到了苦头,也都说明那些管理理念和方法是错误的。我说即便是在经济形势很坏的情况下,仍然有好的公司,这是说在一个外部环境很遭的情况下,所有的公司面临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有些公司就能幸存下来,因为他们内部管理结构很健全。而更多的公司像通用汽车就没有办法生存。   

  政府也需要管理更新,因为政府也在用老的思维方式。以前政府习惯向企业学习,但现有企业的管理理念走不通了。守旧的观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处于高位的人往往是守旧的,他们总是用老方法来办事,没有认识到实际的变化。他们年轻的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们上的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是那样教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过去的理念就是真理。某种意义上,经济危机要怪学校的教授,是商学院教授给他们传输了错误的理念。他们毕业回到工作岗位,以及到了领导岗位之后,便会依据这样的理念采取行动。

    

  管理学家:你认为一个健康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领导?

  马利克:面对这个问题要非常谨慎,很多研究领导力的人时常将领导和管理二者对立起来,为了尽可能地突出前者,而去贬低后者。要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首先要对管理有一个尽可能全面的理解。

  领导问题常常被人们绝对化和神秘化了。领导能力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丘吉尔在二战中是一个杰出的领导,战后他则成了一个毫无作用的后座议员。将领导神秘化和颂扬他们是一个普遍的错误。中国人说“时势造英雄”,就是这样。罗斯福并非看中杜鲁门有什么领导才能而提拔他做副总统的,相反罗斯福看中他,因为他缺少这方面的才能。因为他不具威胁,所以能为罗斯福所用。罗斯福在二战快结束时突然逝世,让杜鲁门成为20世纪的领袖人物。如果没有这个机遇,杜鲁门这个名字在历史书上就是一条补充注释而已。

  我们不需要伟大的领导者,只需要合适的领导者,监事会成员在决定企业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必须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不适合,一个出类拔萃的领导者上台,可能就是一个巨大错误的开始,他会将企业引向深渊。对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也要慎重,20世纪就是一个像希特勒这样魅力型领导涌现的世纪,无论在政界还是商界。我认为有魅力的领导可能是一个好领导,他们又有很大的诱惑性,是始终危险的。

  至于什么样领导是比较理想的,我总结了几点:他们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任务上,他们的关键问题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自己必须做什么。回报对他们来说往往不重要,责任感让他们痴迷。他们强迫自己去倾听,之所以说强迫,因为倾听并不容易做到。大多数领导没耐心,且太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他们努力让别人理解自己,为了让别人理解,他们力求简化,甚至运用对方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他们必须身先士卒和坚守信誉。他们从不用托词和借口,一旦领导开始寻找替罪羊,那么他的领导地位就开始受损了。他们在工作面前总觉得自己很渺小,如果不然,在别人崇拜下,就会滋生个人膨胀,最终会失去众人的信任和尊敬。他们不将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也不怕能人。他们足够宽容,能够接受人群中的差异,否则组织就会僵化和拍马成风。下面这一点常常会被人忽视,它就是领导不能是一个热情的人。很多关于领导的研究都认为,领导必须是热情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谬论,组织处于危机中的时候,热情是对领导力的损害。在必要的场合,领导必须做出严厉的决定,此时尽管热情的领导具有超凡的说服力,但一贯让人喜悦的他,往往无法获得应有的执行力。有的时候激发热情,不如让每个人明白自己的义务,尤其是危机到来之时。

  总之,领导的能力既非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别人造就的,真正的领导是自我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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