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壮大，特别是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较好地解决了公司治理制度层面的缺陷，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成熟。然而，中国式的权力寻租却随之而来，较大地弱化了这次改革的成果，许多问题随着2009年公司上市节奏加快而集中爆发。 从那时起，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更多地被贴上“牌照”的标签，上市融资需要牌照（券商保荐），资金投资也需要牌照（私募或QFII）。“牌照”就意味着审批，审批就意味着市场化过程的速度放缓。 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从市场监管来看，表现出极强的“刚性”，即在规章制度的条条框框及程序中办事，有时甚至是人为的所谓“公事公办”；另一方面，从企业决策来看，表现出极强的“柔性”，企业发展的任何“微动作”无论是战略制定、企业并购还是业务运营，都是一个柔性的事件，商业机会可能稍纵即逝（比如融资与并购），今天的机会等到明天可能就转化成了风险。“刚性”与“柔性”掌控得好，就叫做刚柔相济，携手共赢；掌控不好，就是刚柔不济，两败俱伤。掌控是否平衡需要在不同发展阶段调节尺度（可喜的是，我们看到最近两年这种平衡点已经在发生位移）。 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表现出来的恰恰是“刚性过度”，破坏了企业发展自身所具有的“柔性”。从而，某种意义上出现了“制度催生小人”，即企业为了迎合这种“刚性”，而被迫扭曲企业发展路径或者节奏，比如我们所看到的的一系列短期行为，包括财务虚假、内部交易、信息披露等一系列问题。
仅仅依靠规则、程序、评分评级、窗口指导等，难以帮助上市公司去改变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或许我们可以从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着手，帮助企业构建和完善其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重点要解决其核心要素，即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问题，引导各利益相关主体，规避短期行为、重视长期行为。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从内而外，一共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从当前实践上看，股权多元化和管理层持股仍然是治理短板，大股东“一股独大”现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较为普遍，企业内部无法形成利益一致的捆绑机制。在国有企业中，大股东“一股独大”容易发生干预上市公司事务、关联交易违规等问题。在民营企业中，“一支笔”现象严重，虚假上市、财务造假等案例不断涌现。 第二个层次，即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督机制，涉及众多主体，包括会计师、律师、财务顾问等。这些主体与上市公司接触过密，利益相关，再加上其违法成本极低，很容易丧失公正性和独立性，从这点看，监管层有必要提高行业门槛和集中度，培育知名品牌，同时从制度层面明确和提高其违法或失职成本。 第三个层次，即外部监管，呈现出多个层次，包括证监会、交易所和当地的证监局。僵硬的行政化管制束缚了上市公司的手脚，也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各种成本，如何将“权利置于阳光之下”，简政放权是证监会改革的一大趋势。 总体而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发展并非能一蹴而就，很多制度变革需要考虑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各阶层利益及技术条件的成熟，但我们可以从如何帮助上市公司构建治理体系这些基础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在外部市场不断成熟的环境下，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