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月上旬，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个人理财业务做出新规，从22个方面进行了约束性规范，其中包括根据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提供相应的理财产品，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二级市场的股票和基金等等。考虑到过去一年内发生在银行理财业务上的种种纠纷和不快，银监会的审慎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考虑到人们对银行日益增加的多样化需求，以及银行所能提供的屈指可数的产品，国内银行在审慎经营的同时，显然还需要更多的创新。 以市值而论，我国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已经成为全球银行的前三强，但市值排名和中国银行业的实力并不成正比。经过过去几年的股份制改造和境内外上市之后，国内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确大有改善，但今天中国银行业的貌似强大，主要原因并不是其经营水平提高所致，更多还是得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以及国内银行业的相对垄断地位。和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国内银行的业务水平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今年6月，建设银行在纽约开设分行，开业典礼上，建行董事长郭树清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来描述建行在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也算贴切的比喻。随着国际金融巨头将来从困境中复苏，在全球化日益加强的背景下，中外银行的短兵相接势所难免，中国银行业目前的相对优势能够保持多久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应该成为国内银行业退缩保守的借口，在国际金融巨头遭受重挫之际，应该正好成为国内银行百年一遇的崛起良机。 除了随时面临外资银行巨头醒来的威胁，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银行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已经不满足于现在银行所提供的初级产品和服务。如果中国的银行业还是寄生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主动创新，将来面临的不仅是国际金融巨头的新一轮竞争，经济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内生性需求，也会将不思进取的银行淘汰。而对于银行来说，提供一站式金融超市服务，利用多元化的产品对客户进行交叉销售，也能够降低运营成本，最大程度挖掘客户潜在价值，从而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 目前由于银行创新能力不足，大部分收入仍然依靠传统的息差收入，非息收入比重一直较低，这使得息差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下，貌似强大的银行显得非常脆弱。这一点从过去一年银行在股市上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在过去一轮的降息周期下，尽管各大银行股的利润依然强劲，但还是遭到了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原因就在于投资者对于银行依靠单一息差收入的模式没有信心。
国内银行创新能力的相对滞后，也和目前国内分业经营的金融格局有关。在分业背景下，银行无法涉足其他利润相对丰厚的非银行业务，这也决定了银行创新的空间比较有限，不管银行业在现有传统业务上如何花样翻新，也不过只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只有突破目前的分业格局，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消费者也才能分享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历史看，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分业走向混业的格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分业经营如何走向混业经营，美国走过的道路很具代表性。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德国的全能银行一直是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在全能银行模式下，银行几乎可以提供所有的金融服务，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这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开始向全能银行的方向看齐。3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众多银行纷纷倒闭，人们开始反思银行综合经营的风险，将经济危机部分归罪于银行从事的证券业务，这直接导致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该法案严禁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显赫一时的摩根银行也被一分为二，分为一家商业银行J.P.摩根和一家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美国从此进入分业经营时代。 80年代后，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对于金融业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分业经营明显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之来自美国国外的金融机构对美国本土银行形成强烈冲击，而美国国内的非银金融机构也开始蚕食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美国分业经营的局面开始放松，出现了银行控股公司。到了1999年，美国出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法律上允许金融控股公司的存在，持续了66年的分业经营格局被彻底打破，成为美国银行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2007年之后，美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即便如此，美国金融界也没有提出重新退缩到分业时代，更多的是反思开发过度的金融衍生品，以及相对落后的监管水平。因为从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后，美国的金融机构虽然开始混业经营，但美国的监管机构仍然停留在分业监管时代，这也是金融危机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天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局面和美国上世纪80年代非常相似，随着经济蓬勃发展，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对于银行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业经营的格局开始受到冲击，混业经营的需求开始明显上升。最近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一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光大证券和光大银行即将先后上市，光大金融控股集团也呼之欲出，这说明国内的金融机构对于混业经营已经有了较为迫切的需求。从经营效率来看，混业的优势毋庸置疑，对银行而言，在混业经营格局下，能够对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收入最大化和单位固定成本最小化。对企业和个人而言，在一家金融超市就可以获得所有的服务，成本也低于购买多家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 对于混业经营的恐惧主要因为银行的地位特殊，如果银行参与高风险的证券市场，很容易引发大范围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这样的担心自然不无道理。不过同时应该看到，即使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多元化经营比单一银行主业更能分散风险。我国的银行业虽然远离本轮金融危机的风暴眼，而且实现了不错的利润增长，但是在去年底还是遭遇了投资者的抛售，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过于依靠息差收入的单一模式，无法抵御经济下行风险。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混业程度较深的银行复原能力较强，混业程度较浅的反而一蹶不振。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大致有三种混业模式：一是德国的一体化模式，一个金融机构就可以提供所有的金融服务，这种万能银行模式是最激进的混业经营，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协同效应，一般被人们视为风险程度也最高。二是英国的母子公司模式，比如银行（母）—证券公司（子）、保险（母）—银行（子）等等，如果要对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需要协调母子公司共同完成。三是美国的金融控股模式，最上层是一个不从事金融专业业务的集团，控制多个具体操作不同金融业务的子公司，子公司之间平等独立。 与德国的一体化模式相比，人们普遍认为，金融控股的风险相对可控，但事实并非如此。花旗集团在金融风暴中被一分为二，花旗的没落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反思混业经营的风险所在。如果不考虑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仅就银行自身经营而言，花旗之所以更弱不禁风，原因不在于其进行了混业经营，而在于混业经营的不够彻底。以花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控股模式，表面上看可以分散风险，但花旗集团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严重，看似强大的金融超市并不能实现协同效应，最终导致其竞争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讲，花旗集团的混业其实是“形混神不混”。反观全能型的德意志银行，今年一季度已经实现12亿欧元的净利润，在度过了去年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之后，德意志银行的复原能力明显强于美国同行。 混业经营本身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监管水平是否能够跟上时代的需求，如果市场有了相应需求，作为监管部门而言，应该提高自身的监管水平以跟上时代步伐，而不能一味以防范风险为由加以限制。在金融风暴之后，国内的监管机构显得异常谨慎，而国内金融机构则压制不住自己的混业冲动，监管层和市场的迥异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现象正好体现了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提出的监管辩证法。 在爱德华·凯恩看来，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长期持续的抗争，只要监管者推出新的监管法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肯定会想方设法突破这些法规的限制。如果商业银行能够成功规避监管者的限制，那么监管者又会再次出台新的法律法规，而金融机构又开始新一轮的突破，在持续的较量过程当中，金融机构不断实现金融创新，金融市场也就不断前进。 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是否过于严苛，以至于使得金融机构在和监管博弈的过程中根本无法实现金融创新。如果这样，每一次监管新规的出台，只是一次对金融创新的扼杀，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就只能原地踏步甚至退缩。一般而言，对银行的监管主要出于四大目的：保护存款人、保护消费者、维护货币和金融市场稳定、维护高效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由此可见，如果以维护稳定为由伤害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那也只是一种跛足监管。 如果把对银行的监管视为一种善意保护，那么，我国银行过去一直处于“保护有余，竞争不足”的局面。大概10年前，中国的银行业被认为从技术上已经破产，但是经过坏账剥离、重组引资、境内外上市之后，银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占据了全球市值前三强的位置。但今天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我国银行的竞争力得到了飞跃，而是天时地利等外因所赐，按照当初我国加入WTO的约定，2006年底，我国金融业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将和国际金融巨头在境内市场短兵相接，但是2007年开始的金融风暴使得外资银行们伤痕累累，原本应该接受挑战的中国银行业因祸得福，错过了一次“压力测试”的机会。 但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将来外资银行早晚还会对中国银行业形成冲击，而在此之前，中国的银行业应该主动迎接风浪，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而不是继续保守退缩，寄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拉动自身的业绩。从国内市场看，由于多年的分业经营格局，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染指银行的领域，也无力对国内银行形成竞争，银行的垄断地位在给自己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将自己置身于温室之中，加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背景，中国的银行巨头们从10年前的技术性破产一跃而成为全球市值老大。 今天人们都在质疑西方的金融机构如何脆弱，并且庆幸国内的银行业躲过一劫，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增速迅速放缓甚至如发达国家陷入衰退，业务单调的中国银行业是否能够比西方同行们做得更好？或者更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