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陶远山
有过一次大轰大嗡的“沉沦”，在淡出公众视野数年之后，在差不多快被所有人淡忘之际，于无声处又突来一次更加大轰大嗡的“复出”——在当代中国的商界人士中，有如此富于戏剧性的人生的，除了仰融，大概只有史玉柱了，所以《经济观察报》以它那惯有的华丽文风将此二人相提并论：“在仰融身上，附着了太多时代色彩。仰融的人生是大人生，有仰融这样的人物集群参与构筑的时代是大时代。马胜利，牟其中，史玉柱，赵新先……以他们为典型个体，呈现的是一种因时代大开大阖而簇集疯长又异化消亡的宏观生态。” 不过细究起来，这段话不无笼统含糊之处。其实除了在那一点“戏剧性”上彼此相似外，史玉柱和仰融的人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两个人也分属于两种大殊其趣的“人物集群”。史玉柱的崛起、沉沦和复出基本上是市场现象，而仰融的崛起、沉沦，按《经济观察报》的用语，却发端于“体制嬗变的接缝中”，而目前的这一次“拟复出”，依然具有在“体制嬗变的接缝中”寻找着力点的浓烈气味。 市场经济从未内生于中国历史，所以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史玉柱在市场中的沉浮能够提供商学院的案例，却贡献不了多少历史学的研究价值。仰融不同。仰融及其所在的那个“人物集群”是三十多年“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不可割裂的有机部分，再往上溯，仰融们还可以在自1840年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找到如胡雪岩那样的神交者——这样的“大人生”岂是史玉柱以及张朝阳、马云之辈所具有的？这样的“大人生”只属于仰融们。 迄今为止，人们尚不能确定代表未来的将是史玉柱们还是仰融们，但可以确定的是，承载历史、真正有资格代表这个“大时代”的，只是后者。 仰融才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活标本。 成败所赖 在讲述仰融的故事的所有文本中，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2001、2002年的媒体报道浪潮中提到“萧何”时，表面上都指的是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在华晨汽车赴纽约成功上市过程中充当了关键环节、又在后来的产权争斗中给仰融以致命打击的那家神秘机构，而实际上大家心照不宣的“萧何”，自然是这家基金会背后的国有部门，或者干脆说政府。 归功于冯仑先生的有效推广，现在人们习惯于称之为“政商关系”。 仰融曾有的煊赫荣耀绝大部分系于华晨。无论他如何强调自己在“华晨汽车”（CBA）1992年纽约上市成功中的作用，他都无法否认大股东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的“国有”身份在此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曾经是华晨汽车的发起人、董事兼常务副总裁，同时也是促成华晨上市成功的操盘手之一的美籍华人汪康懋，在2007年出来“为仰融说话”时透露了如下一段情节：“一开始的时候，仰融曾经打算过要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上市，但投资银行建议我们还是以国有身份在美国露面，因为当时西方只知道中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不相信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有这么多钱，可以置这么大的产业，如果这样注册，肯定会引来非常繁琐的调查。”于是，这才有了后来的国有大股东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 在当年围绕“华晨迷宫”的众多报道中，“国资局”致基金会的那封语焉不详、来路神秘的函件（在后来的产权争斗中被政府方面引以证明华晨汽车股权的“国有”性质），肯定也是华晨汽车上市链条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这不是要再现当年的争论，硬要分辨出华晨汽车上市成功到底是“操盘手”仰融的功劳大还是“红帽子”基金会的作用大，而是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华晨汽车纽约上市这件事上，政府方面固然要倚重仰融及其团队，“因人成事”，但仰融又何尝不是在主动地依附政府，“因事成人”？除了1992年华晨汽车纽约上市，仰融自陈对其人生非常关键的另两件事，1995年接管“金杯客车”管理权、1999年收购申华实业，哪一件是可以不仰赖深厚“政商关系”就能办成的？ 尽管人们对仰融入主华晨系之前的履历不很清楚，但从某些迹象推测，他的“第一桶金”也很可能来源于这种“政商关系”。这倒未必意味着“腐败”，也完全有可能是在1990年前后的“体制嬗变的接缝中”捕捉到了某些商业机会。这是那个年代“下海经商”大潮中的高概率事件。 只是，这样的履历很可能养成了仰融的某种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他更善于从政府体制而非市场中发现机会。当前引起舆论轰动和质疑的“831111”计划那庞大的资金来源，就有赖于一个以利用和“改造”美国政府的投资移民政策为前提的“融资方式”。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他在美国也很驾轻就熟地从事着“政商关系”的营造，当然用的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所许可的方式，如聘请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