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人说“老俞北大教师出身，跻身三流文人，由三流文人用痞子精神创立的小型学校，不见得逊色于森严体制下的巍峨‘大’学“ 文/本刊记者 李国柱 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五道口和学院路上，至今还有很多人记得很多年前的这样的场景：新东方学校的广告晚上被撕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上又出现在了小区的张贴板、信箱、拐角的墙上，甚至电线杆上。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培训机构，在很多年后竟然走出了国门，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教育行业中的第一家上市公司。而当年全程参与这种地毯式广告轰炸的人群有这样一个人——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上市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最有钱的“老师”。 用“踏实”和“坚持”来形容俞敏洪的奋斗历程是最恰当的两个词汇。俞敏洪给学生上课最常举的例子之一就是雄鹰与蜗牛的故事。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上去。而另外一种动物也能到达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能爬上去，这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而且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事实上，这也是俞敏洪经历的生动写照。他生在农村，连续高考三年不理想之后才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在北大因为得肺结核病休学一年，毕业后联系出国三年未成，因办班被北大处分遭遇羞辱，呕心沥血创立了新东方，又面临了公司内部的分裂。正是这一次次面对失败和疾病的抗争，让他变得越来越坚毅，直到如今取得的一切。但俞敏洪认为自己还需要向上爬，“一直在爬，因为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 俞敏洪的坚持也许至关重要，但另一“巧妙”之处也为他的成功打开了另一扇窗。他作为一个教师，把自己奋斗的故事带给了更多的新东方学生，在课堂上宣扬这种励志教育。学生来到新东方的初衷，都是为了英语考试或者语言能力提升，但一旦走进新东方教室，就能够收获一种激情、一种奋进、一种热爱生命的态度。这种励志教育加能力提升加雄厚资金支持的崭新办学模式有鲜明的新东方特色，也是其他教育机构所不可企及的。
尽管常常把自己的奋斗故事挂在嘴上，尽管已经荣誉满身，但俞敏洪却很少谈及自己的成功。过去的十五年，在他看来，已经既没有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也没有辉煌不想错过的感叹，它们都已经成为一种恬淡的回忆。对于未来，他也坦荡的像一池清水。用他的话说，“很多人都以为我雄才大略、胸有成竹，而实际上我常常是捉襟见肘，十分狼狈。新东方从过去走到现在，一直是顺其自然发展而已，我从来没有设计过她的未来，更加没有五年计划之类的东西。商业世界瞬息万变，我觉得制定了计划也不一定管用。”这种答案可能远远超出了一直关注着新东方的投资者们和大众的逻辑。 但这就是新东方，这就是俞敏洪领导下最真实的新东方。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新东方能让投资者和大众拥有信心的也许只是俞敏洪许诺的两个字——专注。“新东方永远不会做教育之外的东西，如果说得直白点就是别的东西我不懂，所以也不愿意去碰。”不管是语言培训，还是远程教育、图书出版、基础教育，还是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新东方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教育这个行业。用俞敏洪的话说，“新东方可见的未来，一定是在教育领域里风雨兼程，勇往直前。至于说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已经不在我们应该担心的范围之内。” 没有计划，并不代表没有理想。武汉新东方校长李杜这样评价俞敏洪和他的这份事业，“老俞北大教师出身，跻身三流文人，由三流文人用痞子精神创立的小型学校，不见得逊色于森严体制下的巍峨‘大’学。那里的‘大’仅仅指代校园、教学楼、扩招人数，与兼容并蓄、自由广博完全无涉。” 俞敏洪对新东方的期望充满浪漫的“文人”色彩。他希望新东方是一个不平凡的地方，一个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灿烂的地方，一个让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充实的地方，一个让人们变得更加自信和坦然的地方，一个让人们更加懂得人性、懂得爱、懂得珍惜的地方。 与俞敏洪的对话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因为在与他交谈的字字句句都找不到哪怕一丝丝的做作或者虚掩。在他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企业家的洒脱，更听到了一个企业家对“活出自我，活出真性情，活出真本色”的呐喊。 ◎对话俞敏洪 抹不去的书生气 《当代经理人》：你既是从事教育行业的老师又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怎样处理二者间的关系？ 俞敏洪：两个我都喜欢。作为老师，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功底，不断在学识上取得进步，这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的。新东方做大了，我才不得不中断了老师的角色。做管理层，我学到了很多社会智慧，对社会的理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另外一种智慧。我未来希望在学识的基础上，与社会经验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社会经验的老师。 《当代经理人》：作为一个教育集团的创始人，你在用人问题上有怎样的标准？ 俞敏洪：有多种标准。首先，这个人本身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要比较明确；第二，比较有激情，比较热爱生命，想干好一份工作；第三，读书量有多少，是不是还在读书，爱不爱读书。这些不管是老师还是管理者都是必须的。 《当代经理人》：你曾说过，当把身边所有东西都拿走了，你马上会创造一个新的目标。如果这真的成为了现实，你会怎么做？ 俞敏洪：只要我的家庭还在，我会选择我的家庭生活，这也是一种生存目标。家庭非常重要，她是我愿意把生意做下去、愿意苦下去、愿意忍辱负重的重要来源。如果就我自身来说，我可能会选择流浪的生活，我也可以像弘一法师那样脱离红尘，研究佛法。这可能也是好的选择。 专注事业看淡成功 《当代经理人》：教育行业上市的企业并不多见，新东方什么时候有上市的想法的？ 俞敏洪：早在新东方改革时就有一个朦胧的意识，这种意识还不是一个想法。我是把它作为推动新东方改革以及凝聚新东方向心力的一个工具。当时新东方内部打架打得半死不活，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我发现如果用“上市”——也就是财富放大这个概念，因为上市就意味着个人财富放大，这样这个团队就不会散了。从2001年有这个朦胧的想法到2006年最终在美国上市中间隔了六年。和股票投资一样，很多人是等不了六年的，但等下来的人都发了财。 《当代经理人》：回忆起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低谷和高峰都经历了不少，有什么样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俞敏洪：对于过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有深刻印象的事，也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因为事情都是一步步做起来的，做到了这一步就走向下一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而且必然的过程。有的时候不得不往前走，像新东方上市这样的行为其实就是不得不往前走的行为。因为原因在于你不走它就会倒退，甚至会带来更多的危险。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尽管走成功了，但实际上对个人来说会产生更大的压力。 《当代经理人》：但你前阵子对外发表的言论似乎对当初的上市存有悔意？ 俞敏洪：这我不想多谈，我当时的说法有点偏颇。上市圈钱应该是每个企业的梦想，能上市当然最好了，我鼓励企业要多上市。上市对企业来说可以站得更高、望得更远。 民企亟待国家放权 《当代经理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在这次经济大萧条的时刻，你对于政府有着怎样的期望？ 俞敏洪：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政方针依然没有放开手让民间来做生意。我发现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家力量拼命介入是因为美国把民间力量百分之百用尽以后，一点办法没有了。而中国的国家力量用得非常多，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现在四万亿人民币的投向都是以国家为主的，民间力量大概只有10%。我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国家比较鼓励的行业，刚好进入了国家公办教育拾遗补漏的状态。但我发现自己的力量也最多投入了30%左右，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导致我不愿意把我的全部力量投尽。我也知道有很多因素导致中国的老百姓不能真正的解放生产力和解放思想，能够大张旗鼓的做生意。 希望政府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给民营企业和民间力量以更大的信任。由于某种感觉上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已经造成了中国潜在的巨大损失，因为大量的资产转移和大量的人做事情只是当前心态，而没有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心态，这也直接导致很多企业做不大，民营企业家的心态稳定是中国能够抓住这次经济危机机会的重要一环。企业生生死死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不管什么民营企业死掉都没关系。但是由此我们必须让更多的生出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当代经理人》：中国企业家应该怎样赢得未来？ 俞敏洪：中国企业家赢得未来只要抓住以下几点：第一，要抓住国家的大政方针。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政策强势国家，如果你不理解国家方针，自己乱做，一定会出事情。第二，我们希望国家本身保持政治环境的稳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维持政策环境的稳定，使中国老百姓有一个长久发展的安定的心态。第三，企业家本身必须面向未来，拥有眼光。我发现很多企业家现在把自己企业的股份卖掉以后，拿出钱买所谓抄底的股票。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专注于企业做法的行为，也是一个不值得提倡的行为。第四，一定要谦虚的向世界和其他的企业学习。第五，一定要把保护地球、保护环境、防止全球变暖的全球意识、人类生存意识放在自己头脑中间。如果能做到这五点，我相信中国包括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都能够战胜金融危机，取得长久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