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信用评级机构的改革与监管迫在眉睫
Judge the "Judges" Threatening to Reform Credit Rating Organizations 文/ 闫瑞明 刘 倩 美国次贷危机将信用评级机构推向了风口浪尖。 2008年7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发布了对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为期10个月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三大评级机构助长了次贷危机的形成，对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统计，在评级机构对美国次级债的信用评级中，75%为AAA，10%为AA，8%为A，仅有7%的次级债被评为BBB或更低。然而，从2006年第四季度起，次级债的违约率高达14.44%，2007年第一季度更是达到了15.75%，这些数字大大超过了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历史违约率。信用评级机构在技术层面上低估了次贷证券化产品的风险。 没有“慎独”精神的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扩大风险、深化危机的催化剂角色引发了市场激烈的争论。 首先，信用评级机构的商业运转模式饱受争议。随着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向受评机构收取的评级费成了评级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引发了潜在的利益冲突。一方面，迫于收取评级费的压力，评级机构可能会夸大评级；另一方面，评级机构力图通过各种附加评级服务，主动要求受评级者对这些非必须的评级付费。 其次，信用评级机构缺乏竞争性。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准入制度——“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制度。该制度类似于给信用评级机构颁发一张营业执照，但要获得营业执照却十分困难，需要经过一套严格的考核认证程序。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也造成了现今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局面。加上市场对评级机构的需求很少，其仅存的数量进一步降低了行业的竞争性。在世界上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银行和公司中，穆迪的评级涵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准普尔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其垄断程度可见一斑。 第三，监管部门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约束少。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信用评级的作用日益加强并被各国监管机构广泛用于协助监管相关机构的投资风险。然而，对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监管却十分有限。评级机构以美国宪法赋予的言论及出版自由为基础，极力反对过多的监管干预。它们认为，只要评级的工作程序符合有关专业标准的要求，则即使评级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评级机构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如此宽松的评级环境必然容易引发不正当的评级行为。 第四，信用评级机构预警能力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级公司由于本身预测能力有限，造成对信息的错误估计；二是评级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故意推迟评级修正。一般的投资主体对信息的掌握主要依赖于评级机构，一旦评级机构对风险的预警滞后，投资主体也不能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从而引发直接损失。 最后，信用评级技术仍存在缺陷。在次贷危机中，主要表现为评级机构高估了借款人的信用评分及其违约动机，于是赋予了以抵押资产为基础的衍生证券较高的违约回收率和较低的违约概率，从而造成质量较低产品信用评级的上升。 从历史经验来看，评级机构的影响力并不仅仅由其自身的制度和技术缺陷决定，而更大程度上由其代表的国家利益决定。1997年之前，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制造业发展等指标均好于欧美等发达工业化国家。但由于评级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对东南亚国家的评级结果很大程度上服从于美国等国家的利益，因此东南亚国家获得的评级均低于欧美国家，这无疑也助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恶化。评级机构掌握着债券发行交易的定价权，决定资本市场走向的重要因素，一旦其评级不能体现客观公正，结果就会带有浓厚的国家利益色彩，并沦为发达国家经济掠夺的工具。 国际上著名的评级机构均是以大国为背景。三大评级机构中，穆迪与标准普尔是美国公司，而惠誉则是有法国背景的公司。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更加巩固了三大评级机构的业界权威地位。 现代社会的信用关系是通过信用评级的机制维系并运行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对企业甚至国家信用均有很大影响，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经济危机。由于次级债以及新型衍生产品的大量涌现，评级机构在技术上不能准确对这些投资产品进行评级，加上与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在危机前故意帮助投资银行提高此类投资产品的信用评级，在危机后又未能及时降低评级，对投资者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使其蒙受巨大损失，从而引发了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如何改革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对市场有巨大导向作用的特殊机构，其行为关系到投资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债券发行者的利益，更关系到被评级国家的利益。因此，一旦信用评级机构这一环节出问题，就会对整个市场产生连带影响。上个世纪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本次金融海啸都清晰地表明，信用评级机构在自身运作和外部监管方面均存在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首先，应该在保证信用评级机构盈利的同时兼顾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评级机构首先是企业，企业的第一目标是最大化其利润，因此确保盈利性是评级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评级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客户委托评级服务费、期刊订阅费和评级衍生业务收入。而客户委托评级服务费作为评级机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会引发评级机构与投资者之间所谓的“利益冲突”，因此评级结果难免有失公允。所以，在保证评级机构盈利性的前提下，必须对其收入来源进行改革，如将评级服务费由评级对象支付，改为由第三方进行支付，这将会避免由于利益牵制而产生的评级不公现象。 其次，应该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对于国际上影响较大的评级机构，政府对它们的监管往往有所忽视。在监管中，很多领域只将评级结果作为标准是不够的；同时，对评级机构没有明确的监管方式和手段。因此，评级机构的权力会被扩大，其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也难以保证。G20第一工作小组在其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信用评级机构应该受制于这样的监管制度，该制度包括注册评级公司，并且要求其遵守国际证券会组织发布的《信用评级机构操守准则》。各国政府应该利用权威来提高评级机构的遵守程度，并要求评级机构改变其业务行为，以及要求其制订管理利益冲突的方案并确保透明度高的评级过程。 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欧各国在总结危机经验时，重新审视了信用评级机构在市场中的角色与作用，并加强了对有关机构的监管。然而，国际大评级机构在世界市场上掌握话语权的格局没有改变，投资者与监管部门对评级结果过分依赖，评级机构在对信用衍生品等新型金融产品的评级技术上仍需改进。因此，信用评级机构的改革与监管依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