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How China to Pursue Discourse Power?
文/ 刘 琼 李钦军 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各国都在尽力探索消除危机之道。中国作为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不仅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危机后的国际金融秩序重构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08年10月底，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上海经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时就指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华盛顿峰会再亮立场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就已经此起彼伏。表面看，导火索是此次全球金融海啸，但实际上积怨却早已有之。 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迅猛，中国更是强势领跑，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发展势头强劲。目前，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债权国和第三大贸易国，经济总量也在持续上升，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忽视的经济巨体。 然而，经济实力的上升并未带来明显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世界经济范围内规则的制定权和执行权还是大多为欧美等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把持。新兴市场国家心生不满，而欧洲也未见得就能真正满足现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多年以来，美国在IMF中维持了17%的投票权，德国为5.88%，英国和法国分别是4.86%，中国直到2008年4月才仅占到了3.807%，这显然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票否决”的权力也恰恰很好地解释了IMF“跟谁姓”的问题。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指望这些全球性金融机构能够履行其本应公平、公正的职责权限，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稳定，这无疑是极为不现实的。故此，各国借此危机的契机，期望能改革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为本国谋求相应的地位和话语权。 2008年11月15日，G20国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吸引了全世界亿万人民的目光。会后，G20集团通过了《华盛顿声明》，就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等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举足轻重的代表者，中国在此次会议上亮出了明确的态度。胡锦涛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展现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责任和风采，受到广泛好评。 攻势凌厉的一周 跨入2009年初，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惨淡景象不减反增，经济触底反弹似乎遥遥无期。在这段时间内，许多国家相继提出对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建议，俄罗斯等国更是提交了详细的改革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在各国纷纷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时，中国却似乎沉默了许多，未见有何明显的态度。直至3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4天之内连发三文——23日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24日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26日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动作之快之猛，让世界都为之一震。尤其是在首篇中，其提出的以SDR为基础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更是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 周小川行长在文章中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此次，中国的态度之一致，声势之浩大，都是危机以来前所未见的。继周小川行长23日撰文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5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呼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7日在英国《泰晤士报》发文称，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愿意在安全和合理收益的基础上支持IMF增资，发挥力所能及的积极作用，但同时，IMF应依据份额增资，而不仅仅是盯住外汇储备。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的提议无不反映了其利益诉求，制约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努力在新秩序中谋取应有的话语权。针对这些提议，各国的反映也不尽相同。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巴西、俄罗斯等纷纷表明支持中国对超主权货币的构想；IMF总裁、联合国独立委员会等也赞成该方案的可行性。联合国成立的独立委员会专家组——斯蒂格利茨小组也于3月底发表报告，呼吁另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目前美元独大的地位，以解决单一储备货币带来的经济不稳等问题。 然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对这一提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美国总统奥巴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财长盖特纳明确表示，没有必要建立新的储备货币，澳大利亚总理、欧盟委员会秘书长也表示，支持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其实，发达国家会有以上态度并不难猜测，各国在这场政治、经济的博弈中，其态度无一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尽管有许多国家表示支持中国的这一构想，愿意与中国一同推动改革的进行，但专家普遍的意见是，这一构想在短期内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 伦敦峰会作用积极 无论如何，通常在世界经济问题上处于守势的中国，还从未像那一周采取如此凌厉而强大的攻势，此构想称得上是危机后中国政府正式点燃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实际上，周行长的这一关于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有价值的是其背后的战略意义。 2009年4月1日，G20伦敦峰会开幕。在这次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介绍了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采取的有效举措，深刻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看法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与体系的立场，重点强调了中方在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合作、反对保护主义、重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的主张。中国在此次峰会上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誉。 此后，中国在国际经济会议中频频发声。2009年4月26日，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呼吁，加快世界银行发言权和代表性改革进程。他同时强调，实现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与发达国家拥有平等投票权，是世行改革的核心目标。6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时指出，“金砖四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应合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7月9日，国务委员戴秉国代表胡锦涛主席出席八国集对话团会议时提出，国际社会已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达成共识，关键是要抓紧落实。 从华盛顿峰会到伦敦峰会，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经济舞台聚光灯的焦点；从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到周小川行长的构想，也反映了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重构中日渐清晰的声音。而各方对中国言论的关注，也充分体现了世界对中国声音的倾听。这是话语权的一种体现，也是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中国应抓住机遇，运用话语权，在未来的秩序中体现“东方元素”，为自己及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争取应有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