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采访·撰文/潘青山 孟岩峰
2009年上半年是一个多事的春天，整个社会在不确定性中逐步前行，面对看不太清的商业环境，企业或明或暗地采取了一些“潜行”的商业手段。“口水战”变得司空见惯，彼此攻击变成了某种竞争常态，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产品越曝越多…… 这些行为正在让我们对曾经尊重的“商道”或者说“商业伦理”产生怀疑，也在伤害我们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商业社会和社会中的企业。 那么，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已经盛开了的商业“恶之花”，究竟是当前特殊的商业竞争阶段使然，还是商业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什么样的商业价值观是中国企业未来的取向？如何让“恶之花”不再盛开？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数字商业时代》记者采访了三位对整个商业社会和制度颇有研究的企业思想家、管理咨询家和商业观察家，一同来解读这个话题。 数字商业时代：怎么看待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背后 “使坏”、“作恶”？ 郭凡生：如果别人真坏，说了别人坏，其实是一种商业伦理的正向进步。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都是用模棱两可的方法说别人坏。这就变成了商业伦理的一种堕落。 王璞：暴露内幕是挺好的，但造谣中伤却是不对的。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能正当竞争的话就会共同成长，比如麦当劳和肯德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 陆新之：“使坏”或者说“作恶”不是质变，而是量变。之前一直都有恶的种子，过去处于发芽阶段，现在出土了。当竞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接近伦理底线时，开出“恶之花”是早晚的事。 数字商业时代：当前的商业道德缺失是不是比过去更加严重？ 郭凡生：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二元性商业价值观（勤劳致富和权力致富），尤其是“权力拜物教”的冲击，如果权力带来了腐败，那么就必然会腐蚀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和正义感。 王璞：我不认为商业环境一直在恶化，应该说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从相对意义上来讲，时代和社会都在进步；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确实发生了大量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缺德”事。 陆新之：商业道德的缺失，不是今天或者昨天才开始的。20多年前，就有把竞争对手的老总送到监狱里面去的。你说这个手段可怕，还是现在的媒体曝光可怕？ 数字商业时代：什么样的行业容易盛开“恶之花”？ 郭凡生：垄断行业和容易寻租的权力行业，包括媒体在内。企业间的互骂其实是小事，不把商业二元化的问题解决，“恶之花”只会越来越激烈。 王璞：比较隐形的产品与行业容易出现，比如食品、饮料行业出问题较多，因为无法用肉眼验证，甚至会欺骗视线。 陆新之：垄断行业和全开放行业，完全有保护的市场和完全没有保护的市场，作恶成本都是最低的，都容易产生“恶之花”。 数字商业时代：企业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该怎么办？ 郭凡生：没有办法，只有求诸权力。当“权力拜物教”决定企业生死的时候，权力就是最危险的，这种“坏权力”越来越造成商业环境的恶化。 王璞：要积极曝光这样的事情，让企业的作恶成本和造假成本太高，谁也不敢出头作恶，不让他们在造假上攀比。 陆新之：这里有两类问题：一是合理冲撞，出问题的企业只能硬扛，改善自己；二是不正当竞争，这是可以用其他手段遏制的，企业平时也要做好遭遇不正当竞争的准备。 数字商业时代：怎样才能建立起商业理性和商业文明？ 郭凡生：依靠商业环境本身的力量实现商业理性和商业道德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制度变革。谁要破坏商业环境谁就要出局，让垄断企业和寻租企业越来越少。 王璞：做企业的人要理性，知道为何做企业；要控制欲望，为他人和社会奋斗。一句话：做企业就是做良心。 陆新之：商业理性不是结果，而是前提，不是花的果，而是种子。理性需要时间来完成，但一定要迈开步子，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进二退一，有时还可能倒退。 数字商业时代：西方企业成长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的商业竞争阶段？ 郭凡生：有，但不如中国这么激烈。在西方工商文明基础上建立起的伦理道德，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靠力气、靠勤劳赚钱是光荣的。 王璞：西方不理性的竞争越来越隐蔽了，整个群体的道德感在上升。商业社会的进步是企业整体素质与阶段论的问题。 陆新之：西方企业成长史中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不理性商业竞争阶段，比如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前的美国，人们一样吃了很多假冒伪劣食品。 数字商业时代：所以说，商业社会的“恶之花”现象，也是中国企业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郭凡生：这是改革开放中必然出现的。因为垄断和权力的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越来越差的商业环境。 王璞：任何年代与社会都有不良现象，这跟商业文明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人的道德底线是有关系的。商业社会在今天这个时刻是继续向下恶性循环还是向上螺旋上升，现在是关键点了。
陆新之：中国商业社会从来不缺“作恶”，商业竞争也从来没有一个基本道德底线。作恶和不作恶，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行善环境从来没有形成。 数字商业时代：媒体在每次“作恶”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媒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生态链？ 郭凡生：中国很多媒体都具有官方色彩，是垄断的，也是寻租大户。越是登广告多，越是帮人家“作恶”，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这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果媒体乱说话不被惩罚，怎么解决乱说话的企业？ 王璞：在商业环境下，媒体应依循市场方向去发展。读者多的时候，就会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报道失实，消费者自然会离开。 陆新之：中国的媒体很传统，和商业社会既有博弈和批判，也有勾结和合作。但是，媒体价值生态链不会比商业环境更差。 数字商业时代：我们说美国是一个股东至上的商业社会，欧洲是制度商业社会，那么，未来中国的商业需要遵循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郭凡生：支撑美国和欧洲商业制度运行的是商业伦理，而在所有工商文明和商业发达的国家，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被打击的：第一是权力，第二是垄断。只有这样，产生的商业价值观才是一致的，才能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商业社会，这自然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的。 王璞：不管做什么行业，任何人都要有仁爱，不管对任何事，都要有德行在里面，这是企业家的底线。 陆新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特别的商业理性和商业价值观。在未来，西方商业行为准则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导准则，主流的商业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是普世的。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