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Get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economic imbalance with 关于《回归恒等式》一书的序 theoretical analysis 文/徐诺金 不好说《回归恒等式——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新范式》这本书的出版是正当其时，还是为时已晚。如果说是正当其时，那是因为现在正是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以控制投资、防止经济过热、担心出口顺差增长过快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在转向立足国内、扩大投资、促进就业、确保增长。本书所阐述的理论框架及政策主张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这些调整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正确性。如果说为时已晚，那是因为本书所要阐述的中心思想及政策建议大部分已成为现实政策，其政策意义已大大减弱。 探寻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新范式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组织这本书的出版，是因为我认为，现在实行的很多政策要真正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并认真组织贯彻实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很多同志对这些政策调整的理论认识并不足，对为什么要实行扩大投资的战略，能否扩大投资，能扩大多少投资仍持疑虑。他们更多的是把当前的这些政策调整看成是应对眼下全球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在他们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立足国内扩大投资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防止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快下滑，为了稳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是快速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是担心扩大投资会回归我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投资推动的老路，担心投资扩张引发经济过热，担心通货膨胀，担心钱从哪来？担心没地方投资。因此，从理论上把我国当前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及如何从根本上把回归经济均衡的道理说清楚，是非常必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在出版这本书既有它的理论价值，也有它的现实意义。 我国经济出现三个根本性变化 说到本书的来历，就要追溯到3年前的2005年。当时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物价平稳，但进出口顺差的快速扩大、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引发了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降低出口退税率、改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政策。当时我就感到，这种一头控制投资，一头又想压缩出口的办法是矛盾的，会把经济逼入一种我们承受不起的困境。一方面，控制投资会加大储蓄与投资的缺口，加大出口压力，减少进口需求，使本已复杂的国际收支矛盾更趋激化，与本想控制的顺差增长过快相违背；另一方面既控制投资又控制出口会使劳动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加工业深受打击，社会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减少，源于收入的消费会上不去，这不仅与增消费降储蓄的初衷不符，也会因失业增加而激化社会矛盾。另外，旨在调节进出口，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而进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轨道，人民币升值预期被进一步强化，结果资本不仅通过正常渠道加速了流入的趋势，又透过贸易等非资本渠道加速流入，使经常项目下顺差不仅未能压缩，相反，却引发了资本的更快更大规模流入，国内本已过剩的流动性压力进一步加剧，一种新型的通货膨胀（有外汇储备作保障的通货膨胀）逐渐形成。这样一来，经济必然陷入失业增加、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加剧的“滞胀”局面。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必须结合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国内情况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新的考察。当时发现，我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三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储蓄与投资的缺口由负变正，储蓄大于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现象；二是一味追求顺差的重商主义时代已经过去，过分追求顺差追求外汇储备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三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程脱节，滞后的城市化水平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当时就想，对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刚过2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应该出现为所谓“钱多”（高额储蓄和高额外汇储备）而苦恼的事情。我们的所谓“钱多”是一种假象，是一种尚存在大量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口、城市低收入人群、人民群众生活远谈不上富裕、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综合国力还相当落后的矛盾现象。我把这种矛盾现象称之为一种“贫困中的富裕假象”。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很多同志认识不足。他们真的以为“钱多了”，“富裕了”，因而主张控制投资，控制出口，想方设法要把储蓄降下去，要把外汇储备赶出国门。对此，我在那年就写了一篇《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怎样看待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的文章，第一次对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国远未达到“有钱没地方用，有钱用不出去”的阶段。珍惜储蓄资源，充分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加快国内经济建设，促进储蓄充分有效地向投资转化，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几年来，围绕政策的变化和实际经济形势的发展，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先后写出了10多篇文章。同时，我们也组织力量对有关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力求从理论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探索。但有关研究进展极为缓慢，原计划2008年初推出的著作，直至现在都未最终完成定稿。 可惜的是，几年下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虽有变化，但它们的理论基础没有变化。控制投资、压缩出口一直是宏观政策的主线，且政策力度越来越大，至2007年上半年达到高峰。在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的出口行业开始出现困难，少数企业开始出现停业倒闭，失业人员开始增多，社会就业压力明显增大。流动性过剩压力有增无减，通货膨胀压力屡创新高，这又促使货币政策进一步从紧。实际经济运行在投资控制、货币信贷紧缩、出口退税率下调、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多种政策工具的密集挤压下，实质上已开始步入“滞胀”的通道。
现在的机会比任何时期都多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场“雪上加霜”的外部冲击又悄然而至。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经济金融危机，本已发生困难的我国经济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下，更快地步入了下行轨道。现在我们对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广，影响程度到底有多深，很难准确预测。但实体经济所遇到的寒意却越来越深，范围和程度都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为了应对这场危机，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尤其是有关国家的联手行动，进一步突出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和全球性。相对有关国家流动性枯竭的困境，我们手中的巨额外汇储备似乎又一次成了我们制胜的王牌。世界各国对我国寄予厚望，特别期待中国出手相助，成为抵御这场危机的中坚力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如何看待和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如何看待巨额外汇储备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相对优势与长期持有的机会成本？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既是关系中国经济均衡，也是关系世界经济均衡的大问题。可以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比任何时候都大，但遇到的机会也比任何时期都多。认识正确，应对得当，我们可以转危为机，使国内过剩的储蓄资源真正以人为本，用于富民强国，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力量；认识不当，应对不好，则不仅辜负世界的期望，而且可能丧失加快自身发展的大好机遇，使自己继续为美式金融危机埋单，为他国富民强国服务。 可喜的是，面对这场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及时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在国内，以改善民生、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立足国内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外我们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配合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采取了应对措施。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措施对稳定国内经济、提振公众信心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如何使这些政策措施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避免退税政策回调，货币信贷政策同时放松，汇率政策单边转向或上下过度波动可能带来的新老问题，真正围绕宏观经济均衡的基本原理，使扩大投资的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我们还必须从理论上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基本条件作出进一步说明，使各项政策措施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进一步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把恒等式应用到全球经济均衡分析，对中国不仅应是出口大国，同时也应是进口大国；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最大供给方，也应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最大需求方；追求“大进大出、进出平衡”的国际收支战略提供理论说明，对我们在这场全球性危机处置中找准自己的战略定位，采取正确有效的应对方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速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角色转型 本书站在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坚持大国原则、开放原则和市场原则，来分析考察宏观经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目的不是为宏观经济平衡而平衡，也不是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是围绕富民强国这个最根本的目标，探讨中国经济如何融入世界，世界条件如何为我所用的可持续发展途径。本书目的就是让中国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建立更加有利的地位，更具创新性地推动中国从庞大经济体到强大经济体、从全球经济分工的“追随型参与者”到“战略型参与者”乃至“领导型参与者”的伟大转型（《读者》2008年第24期第19页）。本书把高储蓄看成是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把扩大投资看成是加快发展的有利途径，主张把投资与劳动力资源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外汇资源更好地用于国内经济建设，更好地推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使国民更快更大限度地受益，使中国真正成为强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本书相信：中国只有立足国内，围绕充分就业（包括广大农民的充分就业）去充分利用储蓄扩大投资，回归储蓄与投资的均衡，中国才能真正启动有收入基础的大众消费，步入“收入→消费→储蓄→投资→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中国只有坚持“大进大出、进出平衡”的国际贸易收支政策，中国国民才能真正从与世界的交换中受益，世界经济也才有条件步入均衡。 （本文作者为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博士，《回归恒等式》一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