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投资者报(评论员 李武)美国过去10年在消费上所做的一切，中国在未来10年可能会有选择地重温一遍。 这绝非空穴来风。消费金融公司日前在中国四个城市的试点，可能正是这种“美国式消费”的开端，这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经济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真正转型。 这种转型别无选择。 过去10年的黄金岁月，美国毫无节制的消费，差点将全球经济推下悬崖。而在悬崖的另一边，由于消费的严重不足，中国经济正在陷入失衡的深渊。 或许，对“美国式消费”的某种修正，也就是让中美这两个极端向中间的靠拢，不但可以解决美国的问题，也可以纠偏中国的经济增长，促其健康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4月份个人储蓄率达5.7%，创1995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显示美国正在进行这项修正。 对中国来说，这项修正将和美国一样漫长。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这种修正式模仿有其必要性。 改革开放30年来，“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取向，使中国经济一直不能摆脱“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的局面。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5.4%，创30年来新低，这一数据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正常水平，甚至还不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的55%。 金融危机之下，这一局面更加恶化，短期内很难扭转。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这仍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面，也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 如何根治这一病症？其实10年前的中国决策层就找到了答案。 1998年，在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中国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并把它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加以实施，但至今成效甚微。这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GDP总量也从8.4万亿元增长到了30万亿元，但消费占比却从1998年的60%多逐年下降到2008年的40%左右。 10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推动决策层强调扩大内需。不同的是，这次有了一些切实的行动，从家电下乡到汽车下乡再到资本下乡，从减税到消费券再到消费金融公司，体现的也正是这一逻辑。 平心而论，这些政策措施还不能完全启动消费，短期也很难见到理想的效果，但已彰显出中国决策层对这一问题的深刻体认。 一般情况下，当经济进入萧条之际，适合启动投资避免陷入长期的通缩，从而刺激经济走向复苏；而当经济从萧条走向复苏之后，如果再不启动消费，就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不会得到真正解决。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路径选择，就未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重走老路的内外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当前中国经济逐步复苏之际，中国必须在经济重新进入快速增长通道之前，将经济重心转向防止消费滞后，尽可能地使消费同逐步增加的生产相适应，从而扩大需求，消化过剩产能，并最终以消费带动投资，使经济进入正常的增长轨道。 而这一切，都亟需中国转变刺激消费的陈旧思路，尝试一些新的手段启动消费。 如何启动呢？其实这并不需要经济学家们挖空心思，美国过去在刺激消费上的一些做法，就是中国现成的一个样板。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美国面临严重的衰退压力和通胀预期，美联储依然大胆放松货币，继而创造出各种信贷工具以刺激消费，促进了经济的继续增长。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金融创新把大量资金引入金融领域，成功避免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至于最后导致的金融风暴，其实并不能完全归罪于金融创新，主要还在于监管之过。 现在的中国，面临着与美国当初差不多的情形。通过放松货币，进而创新金融工具刺激消费的做法，也就是“发钱消费”的思路，在中国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事实上，在刺激消费方面，中国过去并非毫无作为，但其思路却和这种“发钱消费”有着天壤之别。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各种消费刺激，往往是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使得老百姓不得不消费，说白了其实就是从老百姓兜里掏钱搞改革以刺激消费。 这种刺激消费的取向，在特定的时代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结果，却是让老百姓负担了过重的改革成本，掏光了口袋，加上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以及社保体系的很不完善，最后迫使老百姓更加钟情于储蓄，遏制了消费，埋下了危机。
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疑难杂症，不管是三驾马车的严重失衡，还是房地产一个产业的问题，稍有不慎都可能将中国推向危机，而其最终的解决，都需要“发钱消费”，至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收钱改革”了。 当然，这里的“发钱”，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发钞票给老百姓，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一个相对宽松的个人信贷市场，鼓励老百姓“举债消费”，并通过对消费环境和消费市场的不断完善，形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发钱”的金融消费市场。从去年开始的减税，到今年的各种财政补贴，特别是最近的金融消费公司试点，其实已经有了这个意思。 但这是一道魔门，一旦打开，压抑了中国人数千年的消费欲望可能就会奔涌而出，而之前趴在银行系统的高储蓄，也会逐渐从“沉默的羔羊”变成“出笼的老虎”——这是好事，但要学会如何控制它的魔性，以免重蹈美国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