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 陈东升
对92派， 一般人的了解只限定在这批人后的成功与辉煌，但我们很清楚，当年在还未下海之前，我们面临着很多困扰，首先，该怎么选择我们的未来，是继续在政府做官呢？还是向有些人那样下海？一次，我看了《参考消息》中的一篇报道，说东德的高级官员在地铁口卖报纸，当时我就想，如果继续做官，未来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呢？这样的考虑实际上为精英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选择。其次，对未来世界的判断是怎样？那时我已经做了中国五百家企业的评价，对世界也有了一定的研究，分析这些名单后，也得出了拥有跨国公司的多少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完全成正比的结论。所以，当时我很坚定地说，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有自己的现代企业，一定要有一批跨国企业。那个时候还没有“崛起”这个词。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思想已经牢牢地移植在了自己的头脑里，最终我们认为最安全、对民族最有用的就是去做企业。因为，不管未来社会的政治制度选择怎样，企业都将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可下海后做什么呢？在看到“西苑饭店”黑乎乎的四个字时，我曾经想到了成立一家清洁公司。当时很多人已经位列副部级，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助理，我那时也已经是局级干部，相当于现在的武汉市副市长。可我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宁愿放弃这些光明的政治前途。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下海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潮流。今天在中国，很多领先性的企业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开始创业的。自92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六年， 而我一直认为，对企业来说，十年就可以小有品牌。所以，实际上，这16年中坚持下来的企业，都正在迈向一个——不能用“伟大企业”这一个词——具有行业领先性、竞争性的品牌。 而从个人思想的成长来看， 我们也经历了现实的考验。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个个意气风发，觉得毕业后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甚至觉得未来我们这帮人会主宰世界。但一跨进社会，我就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当初的意气风发，觉得能主宰世界的自信，就像一把沙子洒落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一直不主张辍学创业，毕竟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六十亿人中才会有一个。只有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阅历，积累了相当的经验的时候，创业才会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成功的几率也才会更大。 关于创业中的核心， 我有五句话：第一，今天美国火的，明天中国一定会火。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大的市场经济国家，它所走过的道路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所以中国的前进道路一定也会是这样。当然，这里我并不是说要去照搬，而是因为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普世价值。第二，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有着向其它优秀国家模仿的条件。很多企业或个人总是在标榜自己所谓的“创新”，而实际上他们只是率先模仿，并且是找最优模型进行模仿。比如我们做的比较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它们无非是模仿雅虎、亚马逊、google的模式。在中国，第一个模仿的人就是在创新。在保险行业，大家都知道平安，他们经常对外宣称自己是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企业，其实是历史给了他们最先模仿的机会。如果我们泰康与它同一年成立，我相信，他们现在所谓的创新就不会存在了。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历史的先机很重要。比如，AIG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保险的巨头？格林伯格有一句话很值得回味。他说，我没什么诀窍，唯一的诀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第一个进入俄罗斯市场，第一个进入越南市场，也就是抓先机。第三，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特征，那时中国市场正处于转型时期，很多企业家在获得一定成功后拼命往政府挤，就是人们所说的“ 戴红帽子” 。事实上， 企业的强大、企业家的成功都来自市场，但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政府永远处于强者的地位，而企业、企业家则身份低微，这就有点类似于清朝末年红顶商人的购买爵位。而对我们来说，我们利用机关的人脉获得一个市场的机遇，并且坚定地走市场道路，也就是用计划经济最后的一点关系，去打造市场经济的一个抢点。第四，理想和现实中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一部辛酸的历史，所以我们不能瞧不起小个体户。因为他要去克服很多困难，他要去挑战很多常人难以挑战的一些东西。第五，坚持最重要。当年，毛泽东在反自由主义中有一句讥笑知识分子的话，“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今天我将这句话稍微修改了一下，叫“大事要敢想，小事要一点一点做”，它也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 就模式的选择上， 我认为， 商业模式没有好与坏，高与低之分。在中国，我们总能听到“一定要做高科技” 的声音， 对此我比较反感。比如，大家所熟知的联想，它是高科技吗？本质上它并不是，而只是装配，软件来自微软，芯片出自英特尔，但它却做的很成功。TCL的李东生曾反驳我“创新就是率先模范”的言论，因为他认为自己所生产的某些产品是创新的。可在核心技术上呢？我们有创新吗？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创新是率先模仿。在一个后发国家，我甚至将这句话提到更高的层次，那就是一个企业的后发理论和后发模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现在社会正确分析与判断变得非常重要。在我看来，中国正从外需经济向内需经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换，也正从新兴工业国向发达国家迈进。我曾写过一篇探讨中国全面和平崛起的文章，在文章中，我认为，中国的全面和平崛起首先是经济崛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金融的崛起，其次是文化的崛起与军事的崛起。这里，我们所谓的新兴工业国是什么？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就是解决人们的吃、穿、用、行和居住等物质层面的问题。再往上的问题就需要服务业来解决，也就是要解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真正的服务业是什么？ 如金融、养老、医疗、休闲、娱乐、教育与文化。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产业在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幼稚阶段，而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