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前听过营养学的课，教授说，人的味觉在7岁以前就基本形成，所以很多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喜欢汉堡包，我女儿就是这样，而我自己更喜欢吃炒米饭、饺子。人生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形成了自己的爱、恨、怕，并影响着自己成年后的经历，这种东西，我们很难逃避，也很难改变。我在想，这些东西最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李嘉诚先生对我讲，他小时候总是在逃避日本战机的轰炸，身上有着极端强烈的不安全感，他身上有一种恨，在殖民地环境下要为自己博得一份尊严。还有一些企业家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他们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做出改变世界的东西，而当他做出个人计算机的时候，他不会说这就是一个机器，而会说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工具。默多克先生也曾经跟我说，年轻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挂着列宁的画像。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精神交流，一个澳大利亚报业大亨的儿子和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我们年轻时候大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是董存瑞堵枪眼，我相信这些东西之间有很多共通的东西，牺牲精神或者献身精神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所必须要具备的。事业要大于自己，否则到了一定时候、一定阶段，在我们的财富欲望已经被满足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呢？ 而且，我觉得后来我们追求科学的精神与西方一些企业家对产品的追求也有很多相像之处。我记得我见史蒂夫·乔布斯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手机，就拿过去，不断把玩。我当时就在想，他这种对设计的敏感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求？后来我结识了苹果公司一个做设计的人，他对我说乔布斯对设计的精益求精超过任何人。我觉得这种精神跟科学精神有关。我在逐渐挖掘我们这些精神上的价值观，以及寻找这些价值观跟现代关联的地方。把这些价值观理顺之后，我们就能逐渐发现自己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当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可能还需要另一个八年，但这种思考非常重要。 如果回顾过去的八年，甚至将时间线拉到更长，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那里走到今天？在政治家中，是邓小平，有很多这样的开明改革派要改革开放；在企业家中，是那时候做“傻子瓜子”的年广久，是早期要把互联网带到中国的我们，以及许许多多这样的人。这种精神价值应该逐渐反思，在今天重新唤起，并且要更加坚定。因为这个阶层今天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相较于以前都有长足进步。将自己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的进步用在什么地方？是买大房子，买飞机或者是奢侈品，还是要把它用于更大的目标，让自己处于不断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去自我实现？如果选择后者，年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是碌碌无为，而可以说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这样一个事业。这并不是为了一个更了不起的目标，而是让我们晚年能够得到安宁，觉得自己过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我自己也在进行这样的思想，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事情？为什么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时候，还是选择继续做现在的事情？这可能就跟价值观有关，跟责任感有关。实际上，人需要这样一种回归，需要这样一种思考，需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而也是我们重塑价值观和重塑信念的过程。 同时，人们也需要一个团体的互相鼓励，人属于群体的动物，如果没有一个主流的东西，使大家可以互相支撑、互相欣赏、互相促进，大环境就会出现问题。比如，今天如果享乐文化成为主体——当然享乐没有坏处，我们创造的一部分财富需要用来享乐，但它不能成为一个365天的事情——而不是以创造和创意为核心，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世界TED年会——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给我，这个会议是“创意的节日（IdeaFestival）”，那里有很多成功者，他们花三四天的时间在一起共同创造各种疯狂的思想，诸如如何释放大脑的潜力、私人的航空航天飞行、如何生活在一个没有汽油的世界等——参加者都已经足够成功，或者有了足够的权力，是什么让他们还能够不断追求，我觉得是一种创造的欲望和对未来的追求。 从过去很多科学精神，包括探险精神中，也能够看到这种追求。前两天我去菲律宾开会，我就在想，麦哲伦是怎么到这个岛上的？我还曾经在新西兰看到一个专门的实践项目，给参与者一条船，他可以像哥伦布一样，花两个星期时间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模仿哥伦布当时的生活。我想，人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新大陆就发现不了。当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商人和探险家有追求财富的目的，科学家有满足好奇心的目的。但是我觉得一些基本的东西很重要，那就是要有一些根本的好奇心，根本的创造精神，根本的对财富的需求——比如洛克菲勒，他认为是上帝让他追求财富，然后通过他将财富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地用于公众和社会。而中国很重要的动力还是对民族的责任心方面，这是儒家的重要传统。 商业需要理想主义和创造力 有时候“理想”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因为“理想”在汉语的词汇里往往跟空洞和悲剧相关联。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商业化的过程中，积极的和持续向上的精神力量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一种所谓的楷模的力量：他在这个时代成功，被社会所尊敬，能够持续地完善自我，不断给予社会一种积极的价值观，不断传递出乐观向上的信息。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要素，但是理想和楷模始终被需要。 我们这代人的世界观，被幼时接受的英雄主义影响，以及后来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所塑造。而我们的下一代，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世界观将会由我们塑造，或者至少我们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不断的、越来越彻底的商业化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影响? 积极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要不断考虑企业的创造力和企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考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考虑到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会遇到的问题——目前而言，在经济危机状态下，如何摆脱危机。这不是人类第一次面临周期性的危机。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解决方案，无论是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还是其他途径，但是作为企业家，用什么来帮助人类面对危机和挑战呢？大部分的途径还是革命性的创新和发明。1929年大萧条之后航空业开始发展，无线电工业也开始出现，人们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可以通过无线电交流。贝尔实验室就是那个时候创立起来的。经济大萧条时，企业家和创新者们仍然是充满着想象力的。1970年，因为越战和石油危机，全球同样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的基本利率在1980年甚至超过20%，商业活动基本上也没办法顺利进行，货币也在脱离金本位，这时硅谷的计算机革命爆发。 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要考虑，这场危机可能还会持续很久，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每个人想象的都要大。而我们作为企业家，过去八年中国社会变革最大的受益者，现在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和能力，我们该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块是要有根本的革命性的发明和创造，无论是商业模式的发明和创造，还是基本的行业或产品的发明和创造。作为企业家，如果不将这些东西思考清楚，我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很难为下一代树立起他们的楷模，也很难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甚至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现在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外界很难感觉到某个人或者这个群体拥有特别积极的力量。我们大部分人都深陷于过程之中，为社会进程所吞没，甚至变成过程的绊脚石或者牺牲品，我们这些企业家，今天这个出问题，明天那个出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形成一种所谓的精神力量和能够影响社会的积极价值观？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形成这种精神力量和积极的价值观，对于政府而言，对于整个公众而言，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价值自然就存在下来了。而如果我们的价值只是简单的财富创造、个人名誉和地位的追求，我觉得早晚会面临非常复杂的问题。
怎样积极地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十分赞同《经济观察报》所提出的“理性、建设性”。在整个社会商业化的过程中，坚持谈论责任、理想、远见、创造，都非常必要。而成为财富拥有者之后，接下来的事情也不能忽视：怎么运用今天的资本、今天的影响力、今天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远见，激发自己进一步的创造力。 观察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变革，有人会觉得企业家这个阶层很奇怪，他们不是很敢承担责任，又特别容易跟既有的权力达成共谋，让人怀疑以前对他们寄予的希望太高。虽然商业本身跟利益相关联，利益和权力也总有结合的冲动。但我在想，更加重要的力量应该是创新和科技，而不是利益和权力的结合。 回头去看美国的镀金时代，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东西，如马克思说的血和肮脏的东西，但那个时代也有爱迪生，也有亨利·福特，有现代铁路网络的形成，有现代金融制度的雏形。福特或者洛克菲勒这样的人跟政府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的企业却在不断成长，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作出了很大贡献。我觉得，目前我们正处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因此很多问题不能够“理想化”，因为一种理想主义会相对应地形成一种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法，这样反而不好。我一直认为，社会的发展最后都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是在达成妥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很好的平衡。 硅谷的这些企业家，包括不在硅谷的比尔·盖茨，还是树立了不错的典范。比如比尔·盖茨没有把财富留给自己和后代，而是捐给全人类；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所代表的创新精神。还有硅谷的期权方式，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收益。这些是一些比较正面的精神价值的源泉。遗憾的是这些正面的精神价值源泉似乎都来自西方。中国的企业家们创造出了财富，但是却还没有创造出与财富相应的形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可能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财富和公司本身规模都还不够大，形成人们真正认可的理想主义的力量，也还需要很长时间。现在，积极的信号是，很多人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未来二三十年，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财富创造，但是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对这些东西进行思考。中国还没有真正产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还没有贡献出能够影响世界的根本性的发明，我们还有很多理想没有实现。我们需要一大批不断思考、不断反省的企业家和创业家。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和远见，或者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往往能团结很多优秀的人，尤其是认真创造的人。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未来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创造价值。你需要特别自由地去思考，未来的产品不再是简单地盖一个厂房、修一条公路，而是真正需要丰富想象力的东西。比如互联网搜索，这个东西谁能想象出来？比如把计算机连成网，刚开始所有人都认为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爱迪生等如果没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精神，没有这种想象力，他们将很难做出创造性的产品和创造性的商业变革。就我本身而言，我不觉得做一个有一定理想主义的投资者与“投资”的概念不相称。对过去，很多人认为我太过理想主义。对一个企业家来说，理想主义虽然不是一个特别褒义的词，但我经常说，无论是亚信还是网通，股东基本上都能得到不错的回报。我认为，在我身上，理想和商业并不矛盾。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有二，一是自己有比较坚定的信念。二是这个信念能团结一批优秀的人，而这些优秀的人比自己更聪明。自己被他们所激励，他们也被自己所鼓舞。 媒体的商业和社会作用 媒体和商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过去报纸、杂志、书籍在人的价值观塑造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今天这种关系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变得特别商业化、特别功利和迅速，而思想需要沉淀。如果媒体都是麦当劳，吃得快，消化得也快，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心脏病、肥胖症泛滥。而好的媒体更像一顿丰盛的、需要慢慢品尝的晚餐，需要恰当的环境，需要慢慢地消化。 同时，思想和价值观的形成也需要时间。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迅速完成，楼房可以在一夜间拔地而起，但有些东西则必须经过时间沉淀，比如曹雪芹用一辈子的时间才写就了一部伟大的著作。我坚定不移的相信，社会需要真正优秀和有责任感的媒体。因为它能塑造人的头脑，所以它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另外，媒体需要耐心、需要坚持、需要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拥有一种持久的力量。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目前这样一个以季度报表为单位的资本环境，能否支持严肃的媒体。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也许在未来，媒体应该被非盈利基金会所支持，比如福特基金会。同时，这个社会也需要有那么一群人，愿意为媒体上的好思想、好文字和好内容付费，让优秀的媒体人能够有真正优良的生活品质，以继续生产思想和观念。我相信这个人群会出现，虽然做到这一点不太容易，中间这个过程怎么完成还需要我们去考虑。信息技术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一是版权保护，一是小额收费。过去也有人开玩笑批评我是“宽带救国论”，过于相信技术的力量。但即使现在，我对技术的变革依然保持很大的信心，我相信技术最终能解决媒体的内容付费问题。媒体应该能够渡过这样一个低潮。 过去媒体都采用广告商业模式，现在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过时了呢？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媒体可能正处在商业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其未来的方向有二：一是真正的小额付费，而不是简单的广告投放。好的文章读者愿意付钱，为这个作者、为这个编辑的劳动付费。二是靠基金会来支撑，至少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愿意将财富交给基金会用于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对媒体而言，现在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动和变革。如果没有优秀的媒体，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传播，人类就没有未来。虽然现在我们对媒体的商业模式，媒体如何和商业发生互动，并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是我认为，就商业而言，只有媒体才能挖掘出不可知的需求。因为很多需求并不为大众所知，只有通过媒体的介绍，才会有时尚，也才会有影响力。所以，在未来，媒体的价值不是被降低了，反而会更重要。与任何行业一样，媒体行业也在不断转型。几乎所有的媒体公司都是从单纯的报纸、杂志媒体公司成长为相当于一个控股公司一样的媒体集团，而同时所有的媒体公司都看到了新媒体的挑战。但是新媒体，无论是雅虎，还是谷歌，两者都没有解决信息的付费问题，所有人都在进行探索。 对此，我比较认同进行数字化版权管理和按照阅读来收费，按质量来收费。这在其他领域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而媒体仍然停留在打包批发阶段。现在，媒体的模式有点类似于到餐厅付30块钱吃自助餐，随便享用。阅读一篇好文章和读乱七八糟的广告，付的价钱一样，这对思想的产品非常不公平。因此，它需要过渡到点餐阶段。但是，没人知道媒体的这种转型需要多长时间，我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投资，也在探索。总的来讲，在需要呼唤一个新的价值观的时代，媒体必不可少，尤其在中国。 （田溯宁 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