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马宁 当更多的人把金融危机的根源锁定在人的贪婪原罪之时，我看见周其仁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政府与货币的关系之上。周先生提醒人们：我们无论怎样谴责格林斯潘多么迷信自由市场，但要牢记，格林斯潘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央行的行长，美元发行多少，不是市场决定的，是美国政府决定的。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直面货币问题与政府利益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来自哈耶克。哈耶克的名著之一，《货币的非国家化》，其基本论点是，只有废除各国政府对其货币创造（money creation）的垄断才能实现价格水平稳定。可惜的是，哈耶克的这本书在过去几十年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现实影响，人们讨论得更多的，依然是如何改进政府垄断的绩效，而不是终结这种垄断，如果要讨论货币竞争的理念，会被讥笑为“政治上不可能”。按照哈耶克的分析，货币垄断才是构成经济危机的核心，而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是罪魁祸首。所以，当经济危机来临，那种指望政府救市的理念和措施，不仅无助于市场的完善，甚至会拉长经济危机的期限。 问题是，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因为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按照哈耶克的路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显然是与货币有关系。肯定是货币的过度发行导致了金融危机，更失望的是，政府拯救金融危机的方法，到目前为止，竟然是继续加大货币的发行。无论是美国上万亿美元的救助，还是中国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都在沿袭这样的思路。 这样的方法论是正确的吗？在伟大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看来，这几乎等于朝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身上注射吗啡，可能有短暂的兴奋，但接下来将是真正的死亡。我建议真正关注全球经济危机的读书人，都来读一读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这是奥地利学派对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最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当政府无限制扩大货币和信贷供给量成为一种常态之后，通货膨胀只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恶果，事实上，这种无限制的扩张扭曲了投资和生产的结构，使得资本商品行业对不良项目投资过度，尤其是周期过长，效率低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大量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中，导致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信贷收缩，萧条由此汹涌来临。在每一个繁荣时期，资本商品价格的上升幅度，总是大于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幅度，由此，商业周期中的衰退期就不可避免了，因为衰退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修正过程，通过市场的修正，市场将清算繁荣期的那些不当投资，将资源重新从资本商品行业引向消费品行业。 如果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通货膨胀，也就是央行停止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操作，央行不能降低准备金规定，也不能在公开的市场购买任何资产。金融危机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垄断，不在于工人组织的煽动，不在于投机活动的猖獗，也不在于消费者的贪婪，本质的问题在于政府自身在货币的发行领域多年来持续伪造并扩大，而且这种伪造和扩大，竟然是一种合法的手段。 这就是整个经济发生链最核心的地方！政府是整个社会中惟一拥有权力进行伪造活动、发行新货币的机构。一旦政府习惯使用了这样的权力，我们将继续遭受通货膨胀，甚至通货膨胀的失控可能最终摧毁通货。 眼看着各国政府惊慌失措地推出各种货币刺激政策，奥地利学派的拥戴者们显得非常悲观。事实上，在我们看来，解决经济萧条的办法并不复杂，这就是真正结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结束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推动，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尤其是结束政府对萧条期市场自发调整的干预，我们才能战胜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危机。罗斯巴德断言：只有使政府完全远离货币供给和经济领域，我们才能走进一个以企业为主导，真正自由而去障碍的市场经济。 不过，真正的先知总是被人们忽略。罗斯巴德的声音，即使在美国，也变得希微。所谓大音希声，其意义大抵如此。每次遇到经济危机，人们总是会想起罗斯巴德的这本书，但每次经济出现了一些好转，人们又迅速忘记罗斯巴德的提醒，转而又回到过去的老路上。 中国的情况比这个更为糟糕。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学者在这个国家总是遭受打击，这几乎是一个常态了。我要说的，是贺卫方先生。他先是在浙江大学受阻，只好再返回北大。就在人们以为贺先生可以在北京大学继续执教的时候，却又传来他被发配到遥远的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2年的消息。我还能说什么呢？悲凉、绝望、愤怒，都没有具体的意义，事实上我正在阅读贺先生主编的上海三联法学文库中的一本书，美国人约翰·法比安·维特的《事故共和国》（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6月）
这当然是一本真正的法学著作，不过我在其中读到了太多的经济学的痕迹。我们的国家每年都被一连串的工业事故缠绕。隔一段时间总有煤矿会坍塌，火车也会在人们熟睡的时候偶尔相撞。一次焰火游戏，能叫摩天大楼熊熊燃烧，而一场地震，能震垮所有本来就单薄的校舍。看看这个时代，总是那些脸面深黑的矿工首先被吞没，总是那些还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首先被埋葬。这样的事故纷至沓来，我们先是落泪，继而是愤怒，接下来就是麻木，就是遗忘。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悲伤的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而我们的行动仅仅停留在悲伤的层面。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年中因为事故死去的人有多少；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已经死去的人，最终得到了什么赔偿；没有人告诉我，那些死去了的人的亲人们该怎样继续活下去，他们内心的悲伤与绝望，有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法律条款来给死难者进行赔偿。更让我不解的是，每次事故发生之后，就有最高领导的指示迅速传遍祖国大地，但每次的情况却是，上一次的领导指示还有余温，新的事故却又大踏步地来了。 这显然不是常态，肯定是某个本质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事故共和国》，讲述的正是美国工业事故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美国法改革，甚至是经济发展方法的变革。历史作证，正是频频发生的工业事故，引发了美国社会、制度和法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大规模试验。法官与法学家发展出了侵权法的法律领域。大部分美国人因此加入了新成立的生命保险项目。工业雇主，也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发展出处理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的新方法。进入20世纪，美国的律师、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劳工领袖，甚至还有企业和企业家纷纷发起了大量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并由此评判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改革选择。在1909年到1913年之间，美国联邦与各州共有28个委员会研究了工业事故问题。而从1920年开始，罗斯福总统倡导的赔偿体制，在42个州落地生根，它以政府强制管理的保险体系取代了19世纪的普通法。美国人的《事故法》由此登堂入室，工业事故从此由一种普遍的困局过渡到了法律的中心地带，并成为整个20世纪、21世纪美国律师、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议题。 维特将醒目的工业事故史提升到美国法变革的高度进行观察，是想揭示出一个历史现象：事故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0世纪、甚至21世纪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础。由此，美国才真正开始走出粗放的工业化时代，表现出更多的现代国家特征，包括在今天的美国人看来非常重要的联邦制原则、无所不在的社会保险体制，都是从事故法开始。 这正是维特之所以要将他的这本著作命名为《事故共和国》的深意。一些看上去血腥、悲伤、简单的事故，却启发并形成了美国制度的变革。从林肯时代到罗斯福时代，美国人的治理原则由此发生了深刻的转移。从前，美国人眼里的事故可能仅仅界定在关于契约自由与私人所有权的意义和范围之内，但今天，美国人看事故，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分配契约自由所带来的风险，是最大限度地遵守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上帝主权所赐予的“天赋人权”理念再一次成为历史演进的关键词。所以，维特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专门借用了20世纪中期法学家格兰特·基尔默的话：这是一段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事故现场应该吸收美国事故历史的种种经验和教训。但当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立即发现我们的底气不足。一件件令人难过的事故不断上演，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有没有可能就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试验？我们的法官与法学家有没有可能沿着侵权的角度，去探索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款？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有没有在劳资关系与雇佣合同上找到一些新方法？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看上去庞大的律师团队、我们的立法者、社会保险专家，尤其是那些以企业家之名先富裕起来的人们，有没有谁站出来发起关于工业事故的社会后果的调查研究？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频繁的事故，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是一些冷漠的看客。除非事到临头，我们才发现，那一声声的丧钟，并非只为他人而鸣。当那些凶恶的瓦斯爆炸，一口口陈年的矿井垮塌，当泥石流冲刷了村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要伸出援助之手的。做官员的，要如实告知；做媒体的，要了解真相；做律师的，要去打官司；做企业家的，要去救人。那些机关大院里的决策者们，要检讨我们的制度是不是有问题，那些学院深处的学者们，要走出象牙塔，走到事故的现场里去，做一些真正的田野调查，去发现我们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那些血淋淋的生命，这个国家的人们，多数都远离了事故现场。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政府才是拯救事故的主角。是的，政府总是在每次事故暴发之后，第一个来到现场，官员会落泪，个别人会因此丢掉官阶。但政府依然不改初衷，像垄断所有重要的市场资源一样，垄断了事故的知情权和处理权。他们以为更少的人知道事故，就可以更好地处理事故；或者他们以为，更果断地处理事故，就可以减少新的事故的发生。但这次，他们又错了，政府这么做，不仅再一次堵死了社会救助通道，而且让政府本身的救助成本不断攀升，以至于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而民众越来越对政府的管治能力不信任，整个社会因为频繁发生的工业事故，积累成为一个个醒目的不稳定因素。 这样的局面让人失望。按照美国的事故史，国家由事故切入，可以找到一种制度变革的路径，民众也可以用内心的悲悯善意来参与其中。但结果却是，政府垄断再一次忽略了变革的契机，民众的旁观者姿态，让民众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个情绪急躁的火药桶。 还是格兰特·基尔默的“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描述，让人恍然大悟。以市场为基本路径的工业化进程，主要由契约精神来维系，而契约的主体，尤其是主体拥有的权利，比如私有产权、知情权等等，就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当一个政府的权力完全不受制约的时候，企业就只能把官商勾结当作发展的主要方法，由此，政府权力的滥用，由政府公共决策的层面蔓延到企业经营的层面，这种权力的一层层垄断，必然侵害市场终端。比如工厂的安全设施、工人的安保条件，这些必须的生产权利，必然会被一层层稀释。在这种局面之下，所谓的契约，所谓的以人为本，所谓的生产效率，都只是一句口号，一个幌子。 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幌子下，被一个个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