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 周其仁 一场危机的来临， 无论我们高兴与否都要面对。这个危机到底有多深？现在没有人知道。我们从欧洲开会回来，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最大的问题是，已经看见了有多大的危险，但是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比较其他论坛，看看我们的亚布力年会，一起滑雪， 一起讨论各种颜色的文明，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好的苗头，但我们仍要顽强，就像1998年那次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在面对变局、迎接未来挑战的时候，我们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从这个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要很好地总结美国的教训。中国希望走大经济，面对现在的危机，我们是否准备好了？美国给了我们怎样的经验教训？现在舆论对金融危机、华尔街衰退的评价有两个词，一个是贪婪，一个是坚定不移。 一个民族要想走到世界前列，道德问题很重要， 而监管属于现代经济比较复杂的因素，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没有监管，法律的归置和约束一定会出问题。但仅仅从道德和监管的两方面，可能不足以帮助中国认识美国的教训。
比如贪婪，贪婪的产生是有道理的。我们看看现在的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已达到美国GDP的35倍，中间产生了很多高端的效应。这个危机在破灭以后，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个高端游戏？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但是现在有了一个理解的基础。比如公司上市，公司的市值怎么定？比如美国的认购风险变成金融风险，为什么不能买呢？因为这是预期的问题，是以前的经验告诉你不能相信这些，你从贪婪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 我们还是要问贪婪的内容， 金融衍生品整个市值占到美国GDP的35%，它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内容就是美国社会发出了大量的钱，为这个钱做支出。我们这次会议有一场论坛提及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没有政府界定产权就不会有市场，没有政府发行货币、没有税收，难以想象很多货币会进行交易。我们要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美国这场危机起到了很大很重要的作用。中国之所以要吸取美国的教训，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储备国，货币就像语言一样，一旦你学会了它，就很难脱离它。大家都利用美元结算，时间长了就离不开美元了。 美元的地位是哪来的？我们看了很多相关的金融历史：美国当年对世界有承诺，并确立了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二次大战后美国没有受到多大损害。但现在看来美国没有很好的履行承诺，换句话说，中国将来要成就世界上跟自己人口相称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货币，因为货币就是帮助人们交易，但是交易的尺度由于短期的需要，一再的发放货币，最后就会干扰这个交易。 顺便讲一句， 很多人相信货币周期，发得太多就会引发通货膨胀。有一位经济学家指出货币的中性，换句话说，货币多发不能引起经济增长。我们都同意这句话，但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指出，货币多发把成本价抬上去，并不是像水平均的漫延上去一样，是所有的东西都涨了。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说，货币在超发的时候，不像水一样平滑的流，而是像风一样，会凝聚在一起，这个凝聚就会造成市场巨大的价值，凝聚在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就会冲掉，如果凝聚在股票，股票就会冲掉，凝聚在其他的投资里，其他的投资就会高。 所以，当超发的货币在经济市场里漫游的时候，在微观上看是难以驾驭的。这个教训里实际上包含了中国这两年的教训，我们每年10%—13%的增长率，当然首先是中国人改革开放干出来的，但是，有没有货币偏差的因素？有。平均来看，广义货币的超发增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30年前，通货膨胀的平均值是6%，聚集在某一些年份会有很高的上冲。比如1983年，1994年，或者2007年，当价格上冲的时候，像风一样的价格冲到某些市场的时候，中国人在微观上很容易会做夸大的估计。 简要的讲， 中国要取得未来良好的资本增长，一定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它已经取得了全球储备货币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无论多么强大，只要不善待自己的资本规则，只要在货币问题上含糊，总会发生问题。美国增发了，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但是它可以从天上掉到地下，引起投资者、生产者对于未来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又变成购买的决定投资，经济就会变得大起大落。中国人民币现在局部地区走出去了，它还远远没有变成全球货币，甚至没有变成地区性的储备货币。但是中国经济从__过去30年的发展势头来看，它是有这个潜力的，而且美元货币如果相对不行的话，人们总会找东西替代。这个问题讲起很深，因为它是一个难解的困难。奥地利学派也是这样，他们说，人类要最好的货币制度是黄金，因为黄金的深度开采，它的演练，不能短期的需要就是超发，所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起大落。人类今天的生产规模很难回到从前，所以到底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可以不是黄金，但是又像黄金一样可信可靠？这个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第二，中国应从过去几年的增长中总结教训。我们过去是很成功，但是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粗放的生产方式。我们一部分是靠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一部分是靠大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是渐进的改革，把很多难改的东西留在了后面，而由于前期改革带来了很高的经济增长效应，那些硬度的改革就自觉不自觉把它放下来了。因为改革会带来利益的重新调整，有的时候是很难推出的，特别是在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就难免会想还有必要改革吗？从诸多角度分析，我们的教训主要是什么？我的看法就是对于自己的成功不能过度相信，产业如此、地方如此、整个国家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对高速增长的依赖已经达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 1978 年高考恢复以后， 我从黑龙江到北京去上班，那时北京正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那时还不叫做国民生产总值，叫工业总值年超过6%，这是我们这个经济体难以产生的。后来邓小平提出二十年内翻两番，据我回忆，最早胡耀邦做了一个预测是二十年如果翻两翻，每年是7.2%、7.3%以上，这样才有回报。很快中国的生产总值过了8%、过了9%，到了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经济开始下行。2008 年官方报的是9%的增长，我已经觉得这本身就是问题， 为什么9% 的增长还不能满足就业的要求呢？这和我们经济机制里的很多问题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一直依赖高度、高速的增长，那么哪一天高速增长维持不住，我们就会出很大的经济问题。 还有，我们高度依赖出口。中国的进出口加在一起，是GDP的60%以上。长江三角洲的一些省份，广东2007年进出口占进GDP63%。不可能全世界工厂都关了，只有中国的工厂开着，因为外向型经济带来的成功是难以持续的。另外，从经济分析角度来看的，人民币对美元不随着中国的生产上升，就会有一系列的后果。但是出口企业不反对，因为人民币升值后，人民币买的原料成本变成美元后出口，相对来说成本就升了。从1995年一直到2005年，差不多十年汇率是不动的， 一直维持在8.8%、8.2%之间，十年中国经济的速度变动是非常大的。其结果是什么？有大量的顺差进入中国变成了人民币，就开始保持这个所谓的宏观稳定。可是由于我们对一个成功的模式过度依赖，就不能及早察觉，我们已经把大量的产能放在了出口上。像广东经济、温州经济，八十年代都是做内需的，都是把国际上好的品种样式做成产品，曾几何时，这两个三角洲的生产能力全部超发了，变成了外向型经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如果早一点改变汇率机制的浮动，我们的出口导向企业就会早一点看到这个信号，这些信号会逼迫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我们维持的时间过长，最后等到欧美市场不行，国内定单掉下去的时候，我们巨大的产能就变成了一个难以应对的问题。这个教训就是“成功里面也包含风险”，因为任何成功都不能维持。如果不能早一点主动应变，等到被动应变的时候难度就加大了。 第三，要很好的总结出上个时期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高度外向的时代，达到了60%以上的外向依存度。我去年在长江三角洲做过一些调查，那里的出口生意非常好做，它可以利用商业文明，低成本的签约和履约，拥有庞大的外贸市场。整个温州的产业大概是5到8年前完成，我在温州访问过一个鞋厂，国际的大订单来了，一张单子好几千万，甚至上亿，这样的结果就是，把温州商人原来的打国内营销渠道的这种作战能力消化掉了。 所以在下一步的发展当中，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确立一个目标，让国际生意和国内生意一样好做。我们要从税收、法律制度、签约精神来认真总结。我们有很多企业做过外销市场，知道外销生意怎么做，那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生意不肯做？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交易费用”，为什么国内的交易费用就是做生意签了合同之后就喝酒？我不是说喝酒不好，你可以另外找时间喝，因为建立信任的模式不同，也没有公开的信用调查，喝酒喝到感情上，交易就有了一种结果，但这种结果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反弹。关于制造业的分论坛上有一句话我很赞同，很多做外销的企业现在宁可关门也不内销，因为对内对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意，对内的生意太难做了。 从税收角度来看， 我们的科目之多，弹性之大，管制的无度，这里既有企业的问题也有政府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危机的好处就是能让我们自我调整，要有更清晰的产权，更好的合约、更好的契约，以降低企业开发国内市场的精力，让人们把主要精力用于技术。刘积仁讲的一句话引起了我很大的思考——中国人的创新到底弱在什么地方？他讲的时候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多年做企业调查当中关注的，就是企业的主要精力到底放在哪里？很遗憾，我们很多做国内市场的企业，更多的精力不是放在市场、技术、创新，而这就恰恰是我们需要改革的东西。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某种程度是借用了200年来整个西方市场的组织文明，一定要用这种文明给中国人自己做生意，至少是为我们做更好的生意而打好基础。 总之，无论是教训还是组织经验，或者把过去的经验分析一下，都是学习，因为人从自己经验当中学习是最好的。很多别人的东西无法记住，而你经历过的、受到的挫折，从这里的学习效率是最高的。所以面对大变局时，首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过去我们有十年的失误，九十年代开始发展，利用这个机会主动做经济。在我们的论坛中，有人讲未来的文明应该有包容，这一条很好。但是包容分为被动的包容和主动的包容，被动的包容就是被动的接受，主动的包容是主动去学习，把一切好的东西学过来。我不认为中国人已经到了可以骄傲的说：“我们已经走在人类的前列了”，我认为有这个前景，但目前来看还差得很远。不经过一代一代企业家和政府扎扎实实的努力，我们很难做到。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但最后并不一定能抓住这个机会。 我是个教书的， 在这个大变革时代，能讲的恐怕就是学习。中国近代的落后让我们愿意去学习。在学习当中，我们也走了很多弯路。毛泽东主席过去讲的，“先生老打学生”，我们学列强，列强后来侵略中国，后来学习苏联，苏联解体了。中国很有意思，学谁谁就不行。中国早年学南斯拉夫的模式、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东欧不行，从亚洲开始吧，特别是对于南韩、日本、东亚模式的模仿，有一段时间非常热，上下几乎一致，就是政府比较强势，要有很好的规划能力，同时扶持一些能做大做强的企业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学习完西方模式后，我们倡导了一次学习东亚模式。当我们差不多统一学谁的时候，谁就不行了。后来日本经济不行了，韩国也不行了。然后在金融上学美国，美国是大国，与中国有很多相像之处。我们上市的资本市场IPO，银行的风险，包括风险的投资，基本上都是学习美国的。我们学得很来劲时，美国又出问题了。 中国人的学习能力真强。我感觉我们下一步学谁，谁就完了，再挑一个去学的话不是很厚道。或者，我们就不需要学，那这也很危险，因为中国可能重新变成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生存之路就是实事求是地学习，从自己的经验当中，从后果来理解制度政策取向，而且要主动地包容、主动地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东西，包容那些出了问题的国家。我觉得我们的舆论中，包容的工作做的不够。美国在应对这个从未遇过的挑战时，无论是它的企业、它的市场、它的政府、它的民众，都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才能帮助我们在变革的时代，争取更好的发展。 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觉得现在的局势非常有意思，如果将来什么都确定了就没意思了。当年说学苏联，“今天的苏联就是明天的中国”。现在无论东方西方，根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都证明模仿别人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学习比较抽象，不一定美国干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我们应该进行抽象分解，去学习值得我们学习的准则，从长远来看，就是这套制度和政策可以让人民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也就是在积极从事生产过程当中，降低制度的运转成本。关键是在大变局时代，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学术界工作的人，非常希望企业家们能够将理论和实践更好的结合，从理论、实践、经验的摸索和探索当中，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更好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