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马宁 由于工作的关系，最近一个多月，我基本陷在企业史的写作里。我知道国内正在兴起一个企业史写作的热潮，相关的图书出版正酣，财大气粗的中信出版社联合北京大学案例中心、浙江的蓝狮子机构，正组织一批财经记者撰写企业史专著。我也在这个系列里工作，手头上也有2本企业史正在编写。但说实话，随着写作的深入，我的彷徨越来越多。企业史写作是新兴事物，中国本土企业虽然发展了三十年，但是真正在企业史方面做研究的不多。所以，怎么撰写企业史，就存在一个明显的方法论问题。目前我看到的大多数企业史著作，都是沿着两个向度展开，其一是讲一个财富故事，其二则是通讯式的写法，外加一些文学笔触。我是担心这样的写法既留不住企业真正的史料，也留不住必要的思考。既然是企业史，我想我应该有一个方法论的底线。历史是要还原某些事实，既然是还原，就要有找回、再现的感觉，而不是过多的抒情。我们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历史就是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定要有事实在，而不能用自己的文学情绪消除这种事实。 在解决历史学的方法论之后，如何把经济学的思考、管理学的思考带到我们的企业史写作里，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曾经有以下陈述： “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企业家比尔·盖茨，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而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关于现代企业如何成功的最感性的经济学描述，抑或是关于比尔·盖茨成功密码的最理性的分析。现在，我用图表的形式让这样的秘密再一次展现出来： 项目作用 开放的市场自由竞争 透明的资本公平的起点、过程 私人财产所有权制度有恒产，有恒心 专利法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 可执行的合同法诚信、商业伦理 有限责任制度基于所有权的公司治理结构 保险条款风险控制 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财富的积累与再造 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高于具体营销手段的公司战略行为 财产世袭继承制度遗产和企业的永续经营 在不完全的视野内，我愿意把这样的指标作为我考察中国企业的基本经济学模型。 而在管理学的层面上，我们的方法问题同样存在误区。很多人辛辛苦苦写出来的著作，似乎只是想告诉读者怎么去赚钱，如此，便失去了更加有价值的思考。 如何评价30年来中国的本土公司，是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情。众所周知，如果仅仅就时间来看，它的历史线条其实很简单，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大众的普遍模式： 生意——〉厂家——〉营销——〉公司——〉品牌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所有公司必然要走的商业之路，人们很容易就沿着这样的思维路径去发展，去演绎，并把此当成一家志存高远的大公司的不二法门。但德鲁克却不这样看，在那本著名的《公司的概念》中，德鲁克却将上述路径加以解构，并认为“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一种人文组织”，“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机构”。德鲁克的观察呈现为以下模型： 人文组织生产的组织 分权 运行机制 企业合伙人 分权管理 社会机构信仰
中产阶级 工人 德鲁克与大众的思维路径实在相去甚远，不过却为我们解读中国本土企业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并帮助我们把中国公司看得更加透彻。 有段时间，我几乎不读德鲁克的东西，因为他说的很多东西，一句话可以说完，但是却敷衍成了一本书，后来我发现这种理解比较肤浅。其实，德鲁克的意思大概是，人类社会从家族到民族，到国家，是这样一个组织的演变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组织——公司。公司是把国家与国家的边缘模糊化的组织形态，今后人类未来主要的生活场域是公司，而不是国家，更不是民族。 我是如此热爱“公司”这个名词，因此，在阅读各种不同门类的企业史著作时，总是把公司的概念当成我评价的基本标准。比如最近出版的《公司政治局：一本公司治理的微型断代史》，仍然在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层面发力，探求中国社会背景下政治与企业的幽暗关系。这本书的标题可谓用心良苦，估计靠“政治局”三个字，就能吸引许多辛辛苦苦寻找政府关系的企业家们。我甚至知道作者杨云高先生对这种现象的批判态度，但他对公司政治的过度关注，显然消解了德鲁克意义上的公司概念，而后者正是我们的缺陷所在。 吴晓波的《激荡30年》，事实上也是在呈现这个国家政治与公司发展之间的隐晦关系，他用了那么多抒情的词语，只是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中国企业30年的发展，可能只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伴生品。如此宏大的叙事，必然就消解了对公司组织的具体分析，或者，我们反过来说，中国的本土公司在最近30年内，一直生活在政治的阴影里，他们还来不及按照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来发展，如此，吴晓波的写作只能停留在宏大的叙事里。 生活的遗憾真是无处不在！我们的企业史写作也不能幸免。我深深知道，这些年我自己的企业调查，事实上更多的精力，也是在不断发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幽暗关系，而不是深入到企业的内部，去呈现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好在生活并不会永远亏待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似乎有意识的绕开了现实世界，群体性的躲进了互联网。互联网成为一种崭新的商业场域。我的朋友朱瑛石为此写了一本新书：《第一团队》。他的立场和我类似。中国的传统产业大多依附于官僚阶层，但是携程、如家却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发现了一种新的绝对市场化的模式，完全基于自由市场竞争原理。这样的企业的确需要我们呈现，我真诚地希望更多的人在创业的时候，能绕开官家，直接面对市场，如同温州人直接面对市场一样。 关于政治背景对公司的影响，事实上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我们在为自己的政治与公司大伤脑筋的时候，马克·罗伊也在他的著作《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对此加以分析。在罗伊看来，一个国家出现之前，必须要实现社会的和平稳定。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一目标，而那些途径恰恰植根于企业以及企业形成过程中的所有权模式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如此话题，显然对那些做企业史研究的人有价值。前几日与学者秋风聊天，他也谈到，公司可能是能真正改变中国当下局促现实的建设性力量，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有限得多。秋风的意思是鼓励我多进行一些企业的研究，多向企业家传播一些自由竞争的理念。我同意他的观点。 另外2本优秀的书必须要提到。一本是《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涉及到了我钟爱的NGO，这是自由社会里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形态，而我们的局面相当局促，沿着这样的思考路径，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一个没有完备的NGO体系的国家，它的企业建设可能也会捉襟见肘？ 另一本是道格拉斯•诺思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在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诺思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方式。二十年前，道格拉斯•诺思通过揭示经济绩效大体上是由支撑市场的制度类型及质量所决定的，激发了经济史上的一场革命。正如他在开启新制度经济学之门的两本经典著作中所表明的，产权和交易成本是基本的决定因素。这里，诺思阐释了不同社会是如何形成制度性基础的，这种制度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轨迹。 仔细想，诺思阐释的经济变迁过程，刚好可以让我们对30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看得更加清楚。为此，让我们再一次谢谢伟大的诺思先生，谢谢这位满头银发的智者，上一次见他，是在2007年6月的北京，转眼之间，2年又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