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三巨头没献花圈 袁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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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马宁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到蛇口，那巨大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深刺痛了我的眼睛。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还看到“海上世界”迷离的灯火，空气里填满了脂粉和欲望，我想着这就是香港，这就是外面的世界了。而在饭桌上，人们会不断提到袁庚这个名字，他的来头，他的作风，仿佛整个蛇口都在袁庚的手掌之中。

　　    毫无疑问，对于从80年代走过来的年轻人而言， 袁庚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关键词。人们从一句简单的标语里阅读袁庚，时间、金钱、效率、生命，金钱第一次如此理直气壮地成为一代人的目的地。许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阅读袁庚，忽然发现我们对他的理解过于单一，过于概念，过于相信主流媒体的传播和民间茶余饭后的口口相传。

　　    我的手头上有一本关于袁庚的书，涂俏写作的《袁庚传》。她大概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她用三年的时间，在一堆材料之间行走，大致呈现了一个立体的袁庚。常态下，对于作者而言， 她的工作告一段落，可是对于读者而言，我们的思考则刚刚开始。凭心而论，作为一部具有历史意味的传记，涂俏的报告文学体过于强化了主观描写，写作者本人的全景式在场，过于主流、甚至略显陈旧的词语系统和抒情方式，也可能损害了作品的可信性。不过好在她掌握了大量的材料， 而且在使用材料的时候，基本上控制住了自己对材料的修改欲望，采取了直接引录的方式，让整本书立即具有了难得的史料价值。

　　    现在我相信，1980年代的袁庚，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一种经济方式的探索，而可能在更加本质的层面， 袁庚看到了更高的风景，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小规模的试验。

　　    首先吸引我的，当属袁庚当着赵紫阳的面，和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暗中较量。具体场景是：

　　    梁湘对总理说：“这儿是蛇口的马路”。

　　    袁庚把话头接过来，说：“很可怜啊，一个企业承担市政建设，不如国家出钱办有优越性。市政建设与其让企业搞，不如让国家搞，企业负债太重了。”

　　    梁湘说：“不能这么说”。

　　    袁庚说：“我还是那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要还”。

　　    很多人可能会对这个细节一扫而过，但我却停留下来思考。有几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在这里被袁庚偶然说出，这就是政企分开命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按照基本的分工理论，政府主导公共领域，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形成小政府、大市场的合理机制，这是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的常态。此时的袁庚，主要身份是招商局的副董事长，他应该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提前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梁湘没有认识到。后来赵紫阳在不同场合反复讲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是不是受到了袁庚的启发，我们不得而知，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 袁庚应该是在中国首先提倡政府和企业合理分工的重要人物之一。

　　    袁庚曾经全力提携过一个叫周为民的年轻人。周曾经是海外民刊《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蛇口开发之初，加盟到袁庚的麾下，才气逼人， 能力亦不同凡响，但因为有过某些经历， 一直遭受排挤。袁庚意识到自己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抓住胡启立来蛇口考察的机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袁庚对胡启立说：“他来到工业区工作，干得不错，深圳市的有些领导同志不理解，他们硬是叫他走，说他不适合这里。中央也有领导批示了，说这个人要回到原籍。我们认为，小周在这里工作很好，这件事情，您能不能帮我们说说话，澄清一个事实”。胡启立当时点了点头，后来又在相关报告上做了批示：“这个调查报告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周为民同志的情况，划清了政策界限，提出有信心把周教育好，我看是办了一件好事”。之后， 习仲勋、谷牧和万里等领导也同意了胡启立的意见。周为民的工作问题就此得到了妥善解决。

　　    表面看起来， 这似乎是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普通故事，但熟悉当时环境的人都知道，袁庚的此次行为，事实上是在努力消弭掉某种意识形态鸿沟，并带有政治和解的动机。如此智慧，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似乎也决无可能，但20多年前，袁庚却做到了这一点。

　　    关于媒体，袁庚很早就提出了“办报要有父母之心”的理念。1984年，袁庚立意要在蛇口办一张能监督批评蛇口的媒体，前提是不能走“筑高楼、搭围墙、拉队伍、吃大锅”的那种计划经济体制的办报路子。他相中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记者韩耀根，力邀他来蛇口发展。两个人在一家咖啡厅里有一段饶有意义的对话：

　　    韩耀根建议办一张小报，“可以坚持三五同仁，小打小闹”。

　　    袁庚立即同意，“我看就叫《蛇口通讯》，不一定小报影响就不大。还有，我不赞成报纸上报道的所谓成绩缺点二八开，问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不要一说好全是好，一说坏全是坏。我们讲缺点，揭露阴暗面，是站在热爱改革这一伟大事业的基础之上的，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情。我们办报要有父母之心，父母骂孩子有时会咬牙切齿，但心是好的”。

　　我为袁庚当年的媒体定位感叹。在把媒体当喉舌，提倡正面报道为主的年代，袁庚其实是在努力提升媒体作为社会结构中第三权力的重要作用，希望媒体能够成为蛇口经济最有效的监督平台，成为必不可少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而在权利的层面， 袁庚如此立场，事实上也是在提倡通过媒体的力量监督他本人。

　　后来的南方报系一直不离不弃的独立立场和理想主义作风，是不是与袁庚当年的倡导有关，我不清楚，不过这显然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袁庚在蛇口区还实施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民主投票活动，4月22日，蛇口工业区300多名直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及独资、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和厂长，对工业区领导机构的9位成员进行了一次信任投票，收回295张信任票，其中82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华尔街日报》为此还推出了一篇新闻述评，指出蛇口选举制度最明显的结果是：在中国，管委会和工厂经理第一次在干部和工人的监督下工作。而在过去，终身任职的官僚主义总是产生懒惰虫，因为工作表现对他们的事业影响极小。

　　    许多年之后，我愿意把当年的这场投票活动视之为中国在文革之后第一次具有民主特色的选举活动，袁庚的开创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是年，这样的活动迅速得到了重视，并被许多沿海城市的领导们纷纷模仿，深圳领导决定晚些时候让国营工厂的工人选举经理和副经理。可惜，由于时事纷扰，这样具有民主色彩的活动没有得到更大范围的推行，后来的发展似乎连袁庚当年的勇气也不具备了。

　　为什么袁庚敢为人先，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除了他的秉性、视野之外，袁庚对官场名利的淡薄，可能是最大的动因。他不止一次因为工作和领导顶撞，导致他和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的关系彻底破裂，以至于梁湘生病，袁庚去探视，也吃了闭门羹。而在个人职位升迁上，袁庚仅仅为了更好的发展蛇口，放着副省长的高位不就，坚决辞掉了中组部和省委书记任仲夷对他的提拔。这在上级任命下级的组织体系中，恐怕只有袁庚才能做到这一点。

　　遥看历史，主导洋务运动的李鸿章，曾经也为清朝后期的经济提升立下巨大的功劳，他甚至在慈禧太后面前坦诚自己支持维新，并说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的大言。可惜李鸿章毕生只在经济领域有所动作，并无制度创新。在这方面，1980年代的袁庚，可以说远远超越了李鸿章，远远地走在了历史的前面。

　　我如此耐心的陈述袁庚的种种行为，是想告诉读者一个事实：袁庚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蛇口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创造财富的层面唤醒了国人的内在冲动，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他在市场经济理论、政治和解、媒体权力、民主选举和官场使命等多个方面迈出了试探性的步伐。他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启蒙老师之一。如果我们仅仅在财富积累的层面体会袁庚的重要性，有意识的忽视其他更加重要的价值，我们将因此误读袁庚，并丢失掉许多更加宝贵的东西。  
马明哲与袁庚的关系 袁庚 高官为何不送别袁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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