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王颖
为什么能源标价绑定权往往能够成为货币崛起的契机？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贸易量在总贸易量中所占比重总是很高，20世纪初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贸易量就已仅次于棉花和小麦而位居第三，一战时期则位居第二。[1]这一规律迄今仍旧在延续。根据高盛大宗商品指数(Goldman Sachs Commodities Index)所涵盖的24种大宗商品编制方法显示，能源（包括原油、布伦特原油、RBOB汽油、燃料油、瓦斯油和天然气）占所有大宗商品美元权重达69.66％。[2]可见，在贸易活动和金融实践中，一国经济活动与能源贸易的结合度是决定该国货币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向世界范围的能源出口或控制全球范围内最重要能源供给的能力，以及该国是否拥有该能源的国际定价权等。 17世纪，“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渐现颓势，英国经济则开始加速。18世纪末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世界贸易强国，伦敦代替阿姆斯特丹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而英镑也代替荷兰盾成为新的关键货币。[3]这一过程中，最重大的变化是，18世纪中叶蒸汽机的问世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革命，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从此，煤炭成为近代工业的食粮。工业革命及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刺激了能源需求总量的集聚增长，能源绑定与关键货币的关系表露无遗。 “煤炭－英镑”霸权就是明证。1840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同时也是最早使煤炭成为主体能源的国家。19世纪中叶，英国的煤炭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2/3左右，从而成为世界煤炭供给的主要来源地，这完全左右了世界煤炭市场。随着欧洲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重工业迅猛发展，对煤炭的需求猛增，英国一跃成为最大的煤炭出口国。[4]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之所以从英国发端并蓬勃发展，与其丰富的煤炭储藏量分不开，由此而来的能源控制力对推动和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美元后来能够取代英镑而成为关键货币，除了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外，同样伴随着石油对煤炭这一核心能源的更迭。一战中，石油的战略价值已初步显现，石油燃烧效能高，轻便，对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9世纪后半期“内燃机革命”爆发，继蒸汽机之后掀起工业革命的新高潮，石油从此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工业的血液。20世纪20年代，内燃机普及，石油需求和贸易迅速扩大。据统计，1929年石油贸易额已达到11.7亿美元。20世纪30年代末，石油国际贸易开始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据显要位置，这推动了能源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动摇了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1967年人类正式进入石油时代，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则下降到38.8％。[5] 美国成长为霸权国家的历史时期，正是世界能源图景中的“墨西哥湾时代”。一战时期，石油已经影响战局。二战期间，石油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者。二战后，美国几乎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的2/3。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完全确立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6]尽管美国今天早已不是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但美国保持了对世界油源的强力控制。首先，1970年代与沙特达成“不可动摇协议”，将美元确立为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美元约等于石油”成为世界共识，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不得不进行美元储备。其次，世界前两大石油期货市场—纽约商品交易所与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都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单位，这保证了美国对石油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正是借助二战时期对盟国石油输出崛起乃至延续至今对中东油源的强力控制，以及掌握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定价权，美元得以持续垄断大宗石油贸易交易媒介地位，并以此巩固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格局的美元本位制。 “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了一条简单而明晰的货币地位演化之路。循此规律，在低碳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目标模式的未来，伴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突进，新的能源崛起将超越以往单一能源主导的旧模式，而代之以一系列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协同崛起。新的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正是连结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不妨大胆设想，在未来货币格局演变中，与碳交易标的的捆绑程度，将成为国别货币或者区域货币脱颖而出成为国别货币甚至关键货币的重要条件，而捆绑的起点将是碳交易的标价权。当然，与石油供给国高度集中的情况不同，碳信用的供给国很分散，而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很难出现“石油－美元”唯一绑定的局面，但是碳交易的兴起显然将成为非美元货币多元化崛起的重要契机。 （华夏研究院研究员 王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