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 制衡何以失灵



  作者:胡正诚

 制衡 制衡何以失灵

  小布什们辛苦奋斗几十年的成果,如低税负、大公司特权、低遗产税、削弱政府力量等,可能因当下的危机被一夕葬送。他在2001年就试图避免贪婪列车的出轨,虽然安然创始人兼公司主席肯尼思·莱给他提供过55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但是莱等人的贪婪将会损害大批富翁们赖以长远获利的整个体系,他呼吁要加以遏制。安然前任CEO杰弗里·斯基林后来被判入狱24年零4个月,2006年7月莱因心脏病发去世躲过了刑事指控,会计公司安达信解体,加强监管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不过,这些补救措施远没有改变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评级公司等金融体系各环节共谋造假的系统风险,合法的群体犯罪让金融危机中没有任何人跳楼,更没有人惹上刑事指控,尽管其后果远比安然恶劣无数倍。人们面临的两难选择是,为了所谓正义暂时忽视法治呢,还是尊重法律而让这些人逍遥自在?类似的两难充斥着人类世界,复杂的世界远非什么“法律匡扶正义”这类大词所能描述。

  但无法回避的是,美国的民主机制、信息公开、监督机制为什么会失灵?

  民主思想的前提如天赋人权、自由和平等绝非天经地义,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假设;所谓公意,在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运用方面都充满了模糊的地方。即使不考虑这些缺陷,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明确指出,完整真实的信息和不能有小群体(如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干扰是公意得以实现的要素。因此,即使我们不去质疑天赋人权的合理性,代议制民主体制自身就施加了小群体对公意的干扰。如果某个小群体具有良好的组织、充沛的财力和高明的管理,辅之以信息的误导,民主的失灵更是几乎无法避免。

  黑人因平权运动地位的改善引发白人至上者的忧虑,越战和反战等引发社会思潮的动荡和对政府的不满,是新保守主义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获取共和党内主导地位的机缘;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们虽然在学术上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有选择地应用芝加哥学派的经济思想特别是极端化的自由市场观念,可以为富人们带来更多特权,雄辩的弗里德曼提供了整合各路富人的意识形态大旗;在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美国商会等组织成员们的财力支持下,在大通曼哈顿银行老板戴维·洛克菲勒这样的一小批中坚分子的有力领导和指挥下,认同他们目标的政客获得职位、前途和利益上的好处,不合作者则受到惩罚。新保守主义分子的核心成员不仅能够获得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即使下台之后也早有待遇优厚的游说公司或者非政府机构的好位置等着,加入新保守主义阵营就意味着端上了有保障的金饭碗。到了里根这样的前台选手浮现的时候,且不说大批幕僚们始终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里根/老布什搭档、老布什直到小布什/切尼团伙这些人已经形成清晰的几代总统传承体系。

  对选民的争夺是摘取胜利果实的最后环节,被对手蔑称为好莱坞二流演员的里根其实是这方面真正的表演高手。他的特点是用举例子讲故事的方式让普通人能听懂,把复杂事物简单化,例如他在1976年的成名作就是夸大福利欺诈,杜撰了“福利女王”,人们自然会在“减税”还是“让你们辛苦劳动的钱拿去给福利女王享受”之间选择,最后的结果是普通人们失去了更多权益;在削减政府资金、研究经费更多依赖私人资金的背景下,不合作的学者面对失去教职、失去经费的威胁,而合作者只要加入阵营就有明确的前途。需要他们做的也不必是全然撒谎,只需要有选择地披露事实;对手们有道理的言论,只要多数学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阻止理性的言论形成共识,普通人们往往依赖学者判断当今过于复杂的社会,缺少多数学者赞同的理性言论自然被混同于哗众取宠。即使无法阻止真相的披露,只要真相被淹没在由广告费用支持的更多反面声音之中,民众依然被误导;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到诸如“你支持美国对抗恐怖分子保护国家吗”人民几乎不会说不,这赞同票就变为了美国私人武装、军工集团和石油集团的支票。所有这些措施不仅合法,甚至不会产生道德负罪感。理直气壮地撒谎讲故事、有选择地披露事实、装聋作哑地消灭共识等公关手法的运用变得炉火纯青,被五大媒体集团控制的主流媒体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和超高覆盖率则将片面误导的成本大大降低,效率则成倍提高。

  民主和正义无关,在理论上也无法自洽,其意义仅仅在于人为地给最底层的人们提供最后的一点制衡的力量(如选票),用功利和实用的手段对精英们的欲望和愚蠢提供勉强的约束和制衡。危机关头大政府主义自然泛滥,可惜政府和官僚绝非天然正义,自身就是另一个利益集团,失去制衡的单极力量更容易埋下新危机的种子,实现利益(同时制造危机)的手法绝无可能摆脱新保守主义者用熟的技巧,因而重温新保守主义者的举措对防范新的单极力量或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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