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来精机厂是中国第一家相机制造厂,1956年以莱卡相机为基础仿制出第一台“大来牌”35毫米照相机。一年后,大来相机厂参与公私合营,改制为国有企业,取景镜头上的商标随即改为“北京照相机厂”。1969年史景琪作为复员军人回到北京,北京照相机厂成为他的接收单位。史景琪在相机厂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参与相机维修,按他的话来说:“照相机和以前学的军事判图多少有些关系。”同年,史景琪开始在位于王府井的北京照相机门市部开始修理照相机。
70年代的北京照相机厂有600多名员工,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照相机厂,相继生产“天坛”、“长城”等35毫米胶卷相机,上海照相机厂则以生产“海鸥”照相机为主。
“从70年代开始,很多人开始购买照相机,一台照相机会花掉家里的大部分存款。”史景琪的维修工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繁忙起来的,“海鸥4型双反相机的制造量大概有100万台,80年代以前,一台相机的售价在百元以上,一盒黑白胶卷是5角钱,当时大多数是‘公元牌’,还有少量的‘保定牌’,就是今天的乐凯。那个时候拍照片是个相当奢侈的事情,年轻人喜欢挂一台相机在脖子上,按今天的话来说,当年的摄影就是一种时尚潮流。”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相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相机维修也开始随处可见。摄影从一种奢侈品变成了家庭消费品。“在这个时期,胶片相机的技术发展已经到达了很高的阶段,可以说在民用和大部分专业层面上没有可以再突破的了。”史景琪的话中带些惋惜,“人们渐渐地开始不再重视摄影,摄影也从一个文化现象开始没落,当时有些人拥有了Hi8家庭录像机,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到胶片相机走到了尽头。”
2000年后,史景琪退休,有时候还会去北京照相机厂走走。“现在的北京照相机厂已经不再生产胶片相机,2000年以后,北京照相机厂先后停产了135和120相机,这几年只是做些日本相机的代工,像我们熟悉的奥林巴斯μ-2就是在北京照相机厂组装生产的。”史景琪说这是时代的进步,胶片相机注定是要被大量淘汰的,不能割舍下的只是对胶片相机的留恋,“胶片相机的技术已经足够丰富了,即使在这个时候消失,也是完美的”。
“现在的社会,讲究快。数码相机出现以后必然代替胶片,这是不可扭转的趋势,胶片算是一种过渡,走到了尽头,之后的数码相机也可能是个过渡,毕竟数码才发展了20年,这只是个开始,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影像会发展成什么样。”史景琪说,“胶片的运用还是很广泛的,不会马上消失,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