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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成的一天从被人“包围”中开始，他要去乡下考察两个待定工业项目，中间还不乏媒体挤进来想继续打探“免费医疗”的话题。我们的访问约在6月3日晚上20点，晚上22点后郭宝成还有一个公务会谈。他说，在神木这样一个经济权重巨大的县，一把手如果哪天闲下来，就太不正常了。
这位自称“老县官”的地方官员，说话和他的陕北口音保持了同样的风格。他仍然习惯去“四书五经”里寻找现代城市管理的经验和智慧。他对局势的控制能力不容置疑，他是神木医疗程序的“主设计师”，而就在他前不久写的一篇《老子与治县》的执政心得中，他也流露出“‘无为而治’是官员的一种境界”的想法。
神木在榆林市甚至陕西省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某一方面，决定了它的人事安排一直保持着高度连贯性，而很少受到外派官员的干预。“神木向来维持着这种模式，每届搭班的书记和县长，书记下了，县长上。”神木的老县委书记王振武说，一把手都是熟知县情民意的人。郭宝成是神木解放建县以来的第七任父母官。
郭宝成在神木一待就是13年。13年前，国务院撤销煤炭部，煤炭产业由此开始的一轮史无前例的“国退民进”，为神木这个建立在煤炭资源上的城市种下了难以预料的未来。郭宝成的执政生涯始终伴随着一场剧烈而后果未知的变革：他不光要面对如何为这座城市积累财富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管理和使用迅速膨胀的财富、平衡财富带来的社会风险，更是严峻的挑战。我们的谈话从“免费医疗”开始，追溯了一个县委书记眼中完整的神木故事。
“灾难性医疗支出”
三联生活周刊：“免费医疗”这个政策是怎样来的？
郭宝成：我没想到“免费医疗”引起这样的反应，实际上，它在神木并不是一个很突兀的举动。我们这几年有钱了，一直就在做民生保障这一块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步骤。
我们2008年实现了12年免费教育，不止是国家义务教育的概念。就是说，你家的孩子来上学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同时还给你提供“伙食补助”，保证你在校期间每天有一顿免费的午餐。实现免费教育后，我们去年底就开始着手考虑免费医疗和全县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
本来这两件事情都是计划在今年1月1日就开始实施的，但因为我们新建的县医院的搬迁工作还没有完成，我担心没做好准备的话，“免费医疗”一实施床位肯定吃紧，就先启动了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这个标准也还是很高的，考虑到这里面存在反向的城乡差别，农村的老人毕竟有点土地，而城里的这个人群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们制定的标准是农村一天发放8块钱的保障，城市一天发10块钱，从1月份开始，这项政策就全县都覆盖了。
等到县医院的搬迁就绪，我们第一时间3月1日就发布了“免费医疗”政策，它是神木县包括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扶贫济困等一系列公共财政支出计划的一部分，这部分总投资是13亿元。
三联生活周刊：一开始出现的“混乱”你们事先想到了没有？一下子医院病房都住不下了。
郭宝成：实施政策的初期，神木县比往年同期增加了30%的病人，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关于“免费医疗”的启动，我们很慎重，用了1年零3个月时间来调研。我们有一个事先的预测，病人增加比例，相应财政支出的免费医疗费在3月份到4月份大概会达到2600万元。我还做了一层打算，在神木经济条件相对差的地区，积累了一批历史遗留下来的病人，他们会来看病，那么有可能再超支400万元，达到3000万元。
可实际上，3月份报销的经费是960万元，4月份报销的经费是1270万元，这两个月加起来还不到2300万元，离预期的2600万元都差了一截。这个事情反过来说明我们的居民素质，并不像那些坐在房子里面的评论家们想象得那么糟糕，相反，人们爆发性地去看病，不是道德问题，是长期看不起病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这1年零3个月的调研怎么来做的？发现了我们县城医疗体制中的哪些问题？“康复办”是个怎样的机构？
郭宝成：我到每个乡镇走了一遍，发现在我们神木县境内所有贫困家庭几乎无一不是灾病、残疾、孤寡家庭。好多是干了几年，富了，结果一家出了一个大病，又穷得叮当响，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完了，病看不好，还背了十几万元的债。最后农民们不看了，顺其自然，等死。因为他倾家荡产了，贷也贷不来款，借也借不来钱。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如果一个家庭总的自费医疗支出超过了非生存必需支出的30%，就意味着发生了“灾难性医疗支出”。在神木，发生这种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不少，这是咱们这免费医疗政策最重要的救助对象。多年来，很多地方公共财政中的卫生投入比例逐年缩减，而神木这几年一直在增加这个比例。
为了解决“免费医疗”以及孤寡老人、残疾人特殊人群这几个问题，我们县委常委会议定，专门成立了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叫康复工作委员会，一个叫特殊人群工作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下设了自己的办公室。
委员会主任人选，我提议我自己担任，同时我还提议县长和县委副书记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考虑到残疾人、孤寡老人这块数量相对较少，事情要好办些，就没有专门成立办公室，由民政局局长兼任。而“免费医疗”是新东西，所以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康复办”。我考虑选调过去一个主任，他过去是我们县卫生局的副局长，是学医的，有医学的专业知识和医院方面的管理知识，同时他又在药监局当了几年的局长，对药这块也比较熟悉，由他具体负责这项制度的推进。
免费覆盖率99.7%
三联生活周刊：神木的人口流动很大，那些流出的人口，也在这个制度包括的范围之内吗？
郭宝成：流动出去的人，他们愿意参与就能享受。有人说我们“全民免费”这个提法不对，实际上，我们的免费覆盖率是99.7%，剩下0.3%，有长期外出的，也有自己本身很有钱、不愿意加入到这里来的。这都是自愿的，99.7%的覆盖率要说是全民免费也不过分。
神木推行免费医疗有一个优势。我去国内很多兄弟县，包括好多排在全国百强县前面的县，它们有压力，人多，外来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又是当地建设的主力军。比如昆山，户籍人口150万，可外来人口比150万还要多，它这样一个县城，固然是全国第一县，但它要在全县实行“全民免费”，它的成本就要大得多。
你看我们是陕西面积最大的县，7600平方公里，实际上广大土地上没有多少人。神木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5%，42万人口，光在县城就生存了18万人。我们利用城乡一体化搞了个第一新村和第二新村，事实上就是两座新城，而且跟老城连起来了，用不了5到10年功夫，我们有32万人都将是城镇居民。人少、人口集中，这些对推广免费医疗都是有利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相信大多数人担心的同样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关于“免费”的制度设计问题，如何去防范传统的权力关系和人事关系会干扰这个“公平政策”实施的公平性。比如，有关系的人可以开到好药，没关系的人用不上好药；有关系的人可以小病大养，没关系的老百姓住院需要排队住院？
郭宝成：这是我们当初担心的问题。我们县委这个班子，副县级以上干部40多个，反复讨论了多少次，请专家来论证，反复斟酌，我们充分利用县医院搬迁这个延迟期。在是不是要全民免费这点上，大家完全一致，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公共财政的杠杆，使得神木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缩小，不然相应的社会问题会很多。但也就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大家意见不同的地方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不只是出台一个粗放的政策，根据大家不同意见，这个政策下面有众多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包括单病种的最高限额；包括哪些病只能在门诊治疗而不能住院，但是还给钱，最高补贴多少；包括制定一个详细的《药品目录》，什么病开什么药，目录上是明确规定的。本来你得的是这个病，你就应该开这个药，你非要把人参开上，那不行，这有人管着——我们在医院的监管，设在医院的合作医疗办的监管，还有康复办的监管。出了错就要处罚医生和医院。
说实话，在这项免费医疗中，政策设计的主要对象是城乡市民、农民，政府干部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来的保障程度，没有任何增加，相反倒还多了一个门槛。过去干部外出医疗没有3000元的门槛，现在纳入“免费医疗”之后，干部要和市民一样，到外地定点医院享受医疗服务，超过3000元的部分才全额报销。不然，你光给农民设门槛，不给干部设，这不又是制造差别、把人三六九等了吗？考虑到我们县医院的条件现在不比省级医院差，该有的设备都有，高价聘的外地专家也很多，我们鼓励在本地就医。
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这些“土老帽”县官、县领导没啥文化、没啥知识，脑袋一拍就决定这么干。他们不了解我们之前做的工作。之所以3月份和4月份的医药费还没有达到当初我们预算的指标，某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当然你要说这项制度完善不完善？不完善。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我们是打算先运行半年，通过运行中制度暴露出的毛病，不断纠正，对一些制定得不对的细则要调整修改。
这个事情我们当初是不想报道的，也没有想让谁来复制我们的东西，根本想都没想。这就是我们神木的事情。我们把自己这个县40多万人的事情办好，我觉得我这个当县官的责任就尽到了。每个县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国家的事情也好办了。
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底子，它如何能支付在别人看来如此庞大的一项公共支出？我手上的材料，神木县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是17.19亿元，同比增长59.2%，而你们预计在“民生工程”上的钱就有13亿元。剩下4亿元，连吃饭都不够了，怎么保证发展呢？
郭宝成：你问对了。财政的事情比较复杂，这17.19亿元是明码标价的预算内收入，这个收入是一笔账。地方预算内可支配财力又是一笔账，我们神木去年财力是23亿元，这是我们可以花的钱。当然还有一部分预算外收入，像神木这样的经济大县预算外收入就高，这部分应该还有七八亿元。这些加起来，县上去年可以支配的钱应该有30亿元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拿出13亿元来，也还不至于捉襟见肘。
当然这是一个执政理念。我可以少拿点钱，多搞点政绩工程，我修一个大桥修一个广场，我的GDP也增长。说实话，我不需要这些，我不需要作秀，我今年55岁一大把年纪了，你看我满脸沟壑，“十八大”的时候我就60岁，快到我告老还乡的年龄了。我还需要给谁作秀啊？当然我做的这些事如果算起来，都是政绩工程，但不是形象工程，它是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这些钱花在民生上，看不见摸不着，但这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收益。
“免费医疗”实行这两三个月以来，我体会最深的，是全县、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和市民得到了治疗，有一部分濒临死亡线而又没钱看下去病的人，我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得到了重生的机会。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这13亿元具体怎么花？
郭宝成：这13亿元里，直接用于老百姓的钱，比如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的免费供养、农村和市民的低保、五保户的供养，也就是说群众能直接拿到手的钱，6亿元。里面“免费医疗”一项是个大头，占了1.3亿元。其他剩下的7亿元，基本用于城市生产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比如说通村公路等等。
神木县有很多特殊性，我们这个通村公路，名义上是通村路，实际上标准远高于通村公路的级别，有时修得非常宽——不宽没办法，要跑60吨的大车啊。国家规定通村公路3.5米宽，我们神木是两个3.5米都不够，有时候要四五个3.5米才行；国家规定是铺3厘米的油面，我们3个3厘米都不行，大车过来碾个五趟路就得散架了，所以我们这里修路的成本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再有一些是水库的投资、饮水工程的投资，这也得有3亿元。
假如1万名干部下海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到，神木县去年的财政总收入是72.27亿元，这里面在中央、地方、省市之间是如何分配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煤炭上的税收已经大部分都上缴国家了，我采访神木前任县委书记王振武时，他回忆说，分税前神华集团神东公司的税是留给地方的，当时几乎占了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分税后只是保留给神木3000万元的基数，等于说来自神东公司的税收，以后每年的增量部分都被中央拿去了。后来这是怎么变化了？
郭宝成：我在佳县做了5年的副县长后，1997年奉调到神木，在这里一待就是13年。当年我刚来的时候，这里的财政总收入7000多万元，去年是72亿元，10年时间增长了100倍。
就在2005年，市政府一声令下，把神华集团所属在神木的所有企业收入全由市上收。在我们这里设了两个税务局，一个国税分局一个地税分局，这样，它就把这部分钱都拿走了。这一下子就是60亿元。
所以说我们对榆林市财政转移的力度之大是比较少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财政总收入的72亿元之外，榆林已经从源头上拿走了60亿元，当然这60亿元还包括向省上交的、向中央交的，和向榆林地区贫困县转移支付的。另外，我们还向温总理交了40亿元，应该说我们对国家和地区的贡献算是可以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不是很明白，神华集团在神木的税收不是应该由神木县收，然后按国税、地税分，国税上缴中央后，再由中央转移支付吗？为什么是2005年把这收到市里了？
郭宝成：我们这个蛋糕做大了嘛。2005年是县财政收入井喷的一年，钱太多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壮了还不割你一刀。当然2005年它拿的时候还没有60亿元，大概是二三十亿元，去年底才到60亿元。现在的分配制度麻烦得很，说不清楚。市上管县嘛。从税法来说，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但中国很多事情，往往官比政策还大。
神华也为我们县里打抱不平，说“市上太不像话了，你总得让人家分一杯羹啊，你全拿走了，县里对神华发展没有积极性了”。我们也确实没有积极性，你那么大一个公司发展了，效益好了，结果全收上去了，你还要占我们县里的土地、污染我们的环境，还要占我们的环境容量，还要给我们弄那么多采空塌陷区。现在是上面叫我们支持央企，我们当然就要支持，但是说实话积极性不高。不过换个角度说，神木县起步是神华带起来的，我们也要念其旧情。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种财税分配的现实应该说对神木县是很不利的，神木是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如此惊人的财政积累的？
郭宝成：我们可支配收入里的80%都是来自于私营经济。现在全县民营经济的总数量应该有1700多家，当然比起昆山我们少多了，他们有3.5万多家，不过我们企业数量小资本大，十几亿元、几十亿元的企业就有不少。在整个县域经济总量上，民营这块已经快接近65%了。
我刚到神木的时候，神木的收入主要是国有经济。然后就把这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全都改制了，当然这些企业最后也没干成啥事，改制了也不行。到2000年，我当县长发动了一个运动，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草根经济给搞起来。
我常跟干部们讲危机感。当年我们县民营经济的总量比邻县府谷县差远了，它的经济总量占榆林市的1/3，现在是我们占1/3。当时我就说，下决心我们用3年时间民营经济超过府谷。
那时我当县长胆子大啊，我把那些焦化厂、电石厂全部私有，不加任何限制全面放手，谁申请给谁做，占地不出钱，零地价，只要你去干，不用这手续那手续。干起来再规范嘛。小孩长起来我们再给他起名字不迟啊，不用非在肚子里就硬要给叫个名。
这也担风险。2003年正好面临“五小”整顿，问题就来了。国家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大群官员们指着我们锦界工业区的17家电石厂就问：“这些电石厂谁批的？”省政府说，我没批过；市政府说，我也没批过；然后问我，你是县长，谁批的这些小企业？实际上当然是县里批给锦界的，我只能说，“我也没批过，这些企业就是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是我们监管不力”。
到整顿完了，其实不止我们这儿，其他地方很多小企业也得办啊，整顿小组的领导们给我们的电石厂下了个定义：“中国目前小型电石厂最为标准的，可以作为样板，其他地方照这个去建，就符合标准。”哈哈。当然当时就是那个环境，后来这个就越来越严格了。
三联生活周刊：神木的民营资本就是在那个时候都起来了？都是跟煤炭有关的企业吗？
郭宝成：我当县长那个时候，神木起码有七八百家企业，快上千了。一次常委会开会，有30个项目，全部通过，一个也不卡。但是，我那时候办企业有三句话，叫“三远离”，远离水源、远离村庄、远离公路，这和国家环保总局后来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远离村庄和水源，尽量对人不造成危害；远离公路，怕被人看见啊，咱们那些官员视察也都是走马观花，谁去还步行，老远看不见还下去找啊。一夜之间，不知不觉工厂就都冒起来了，几大片。
基本上都是跟煤有关系的企业，小电厂、小焦化厂、小电石厂、小铁厂、小金属镁厂，还有一些第三产业和相关配套项目。煤炭的产业链很长。从2000年开始布局，到2005年，我们神木就一下子财富膨胀起来了，所以说这一年是神木的一个井喷。
三联生活周刊：正好赶上煤价的一个井喷。
郭宝成：煤炭从2003年开始涨价，涨幅比较大，最后井喷是在2008年的7、8月份，那个时候一吨煤的价格到了750元，现在降下来了，在400到500元左右。煤炭一涨，从坑口，到我们那些聚氯乙烯厂、各个加工厂，价格都上去了，所以一下子，2005年我们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
煤价是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说起神木的发展，有很多突破性的地方，有的也是打了政策的擦边球。比如刚才说的“五小企业”，开始大家还有些争议，后来从上到下都认可。再比如，一下这么多企业，管理人才怎么办？我们就允许神木的干部职工带薪、带职务去挂职办企业，这在很多地方是敢想不敢做的，我们神木先后有两三千人干过这事，现在由这些挂职干部干起来的企业就有240多家，这240多家企业的总投资都十几亿元，养活了6000多人。
这事情刚开始县委班子讨论也还是不同意，2006年正月十六那天，我把我们全县副科以上干部全都叫到会议中心讲话，我说现在请你们下去，挂职办企业，学习微观经济管理的经验，一是为我们将来干部队伍培养懂经济和管理的人才，二是为神木为社会创造财富。
当时我还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可能没几个钱，也许过几年，我们再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你们会开着奔驰、宝马来参加会。当时下面嘘声一片，议论纷纷。这话不幸被我言中，到2008年3月，神木开挂职干部表彰大会，仅仅两年时间，那些小子们真就开着奔驰、宝马来开这个会了。这里面有些人就辞了公职，他那边摊子已经很大，没法再两头兼顾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里面的风险好像不言而喻？
郭宝成：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没啥风险。我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党员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在陕北，很长时间行政机关有人浮于事的情况。为什么把机关干部放在一个办公室里头？上班没事干，不高兴了发发牢骚，然后扬长而去，下馆子喝酒，回家打麻将。我们把那么多干部下放到企业，机关的行政效率也提高了。
去年春天，榆林市组织思想解放大讨论，县级干部都参加，会上我说了四件事，这是其中之一。我说，如果全市有1万名干部下海的话，经济会如虎添翼，就能把市场经济搞活了。毕竟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还是很重，第一精英、一等一的人才一定在政府里面，智慧、知识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公共服务与市场对接
三联生活周刊：它还是有一个社会平衡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资源型城市极易产生这样的贫富分化，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神木在如此快速的财富积累中，悬殊的贫富分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你又让那么多官员下海，神木又有这么多从普通乡村里崛起的煤炭大亨，还有一个庞大央企在这里，阶层之间的种种落差很复杂。作为一把手来说，如何去兼顾各方利益，如何去保证社会的平衡？
郭宝成：我跟你说个实话，没别的办法：一手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所有的私营企业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从富人的腰包里把钱拿出来，让富人继续发展，但穷人不穷了。我们这几年在这上面，除了正常的费税收入外，这部分当然是从富人头上拿的。我还通过“双百帮扶”工程，让200个私人企业帮扶200个贫困村，通过教育优先工程和县里的慈善事业，从富人腰包里拿出来也不止三五亿元了吧。这些钱拿出来都是花在穷人身上了。
就说“免费医疗”、“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这些公共财政的支出，不也都是从这里拿来的钱嘛，用在哪里，用在低收入群体上。那些富人还在乎免费看病那几个钱吗？根本不会。我们神木有个富翁，他坐的车也七八百万元，他得了癌症，在北京看病光发红包就发了100万元，吃的药全是从日本空运的。
所以我一再对税务机关讲，我说一个卖西瓜的老太太、卖瓜子的老大爷，你到他们那里收什么税嘛，你工商局在那里收什么管理费嘛，丢人。他们是没钱是生活困难才在那儿摆摊，你税务局长为什么不在那里摆个摊卖瓜子呢，你有钱，犯不着。那你就让他们经营点小生意。抓大放小，把小的放开，搞活了，搞大了，咱们再去收税。刚开始摆个摊子，就又是税又是费，那就弄不下去了。神木在这一块上放得非常宽，这是个执政理念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免费医疗这个问题上，你们定点医院里绝大部分都是私营医院，我也注意到神木县的民营医疗系统极为发达，它成为煤炭资本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那我有个疑惑：其他地方医疗改革的主体资源是公立医院，而神木现在的财政是受益于私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民营医院本身是在神木私营经济高度发达下的一个产物，它是竞争性医疗市场的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神木医疗资源的一个主体。你现在一下把它公益化了，用政府外力介入了，这存不存在一个理念上的矛盾？
郭宝成：欧美国家这些纯正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不是高福利国家。我2001年考察了西欧以后，对这块感受很深。我们搞免费医疗，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公共服务同市场实现了有效的对接。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民营医疗资源发达。我们县城内，有一所公立医院县医院，其他有大大小小10多所民营医院。神木有钱后，有人投资这块，证明这块还是有利有图。那么，我们把这些民营资源都纳入政府免费医疗的框架内，现在有7所私立医院作为我们免费的定点医院。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公平竞争，谁的质量好谁可以作为定点，你就有病源保证；你搞不好，过度牟利，违反我们规定，我就把你清出去，把那家请进来。
公益性和市场不矛盾，只要政府控制得好、制度设计完善，它们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既把私营医疗资源为我所用，为民服务，也推动了私营医院的发展，不用去恶性竞争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我跟神木县的几位前任书记聊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是这项政策会带来的区域差别，造成另一种社会利益不均。我们医疗改革推进缓慢的原因之一，也是在于社会是个有机整体，改革者一直在寻找差异最小化中探寻平衡之道。而在榆林这个南北地区差异向来就很大的地方，神木现在一个县异军突起，在医疗改革这块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对神木人当然是好事，但会不会又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新的差别，加剧了区域间的失衡？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郭宝成：我前面跟你说过，我们对市里一年的财政转移已经有60亿元了，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被用于榆林南部的扶贫工作，所以我们对地区贫富差距已经尽了很大一部分责任。
我也对世界上公共医疗制度的趋势也有所了解，经济状况好的英国，经济状况不如中国的印度，都是免费医疗国家，印度人口也10多亿。我认为，免费医疗基本不是个财政问题，是把钱花哪儿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发展的成果应该谁来享受？我想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免费医疗”这个事情，国家要在十几亿人口中立刻推行这个事情可能比较困难，但应该允许一部分地方，比如说以县为单位选择一些财政状况良好的地方做试点，在这上面有一个突破。
其实我们就是想实实在在干点事。在神木人自己看来，“免费医疗”这些政策都是顺理成章的事。2008年免费教育，2009年就该免费医疗了，也该把孤寡老人、残疾人、农民、市民身上压了几千年的上不了学、看不起病的沉重负担减下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把群众的负担卸下来。我想，中央心系天下，不一定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小县，如果要是知道这件事，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也一定会有所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