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吴晓波，《商界评论》特约研究员，财经作家
对企业家阶层来说，自清帝国覆灭后的自由时光，宛若一场被暴风雨惊醒的春梦。
1927年2月初，早春寒意料峭。60岁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坐小客轮逆水西行，去南昌拜访昔日接济过的小老乡、当今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百年商业历史上，此行竟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家年代的彻底终结和一个黄金商业周期的戛然而止。
结盟蒋介石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先后大败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剑锋汹汹直指上海。这时候，摆在上海企业家阶层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其一，孙传芳提出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建议由军人、文人和商人组成一个治理集团，但虞洽卿们对此议没有兴趣。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从袁世凯、段祺瑞到曹琨、张作霖，军阀轮番执政北京城，这些人除了把枪杆子握得紧紧的之外，没有一个具有现代民主理想和治国方略。企业家们已经对旧式军阀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其二，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也在积极活动。但与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结盟，虞洽卿们也没有信心，在一年多前的五卅事件中，上海总商会与总工会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则上已南辕北辙。对于无产者来说，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而从商者却害怕被剥夺掉所有，他们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或维修者，从来没有革命的勇气、冲动和利益需求。
作为既得利益阶层，上海商人理想中的出路是实现上海自治。于是，就在北伐军大兵压境之际，虞洽卿们天真地期望与同乡蒋介石结盟，帮助实现这个目标。
3月26日，蒋介石以高傲的胜利者姿态骑马进城。当晚，虞洽卿即赶到枫林桥公署拜见蒋介石。其后数日，他接连安排上海各界行业公会的大商人与蒋一一晤面，他向诸人凿凿宣告，“蒋对本会宗旨极为赞同，表示他本人亦抱维持资本家之主张。”众商人承诺向蒋认捐500万元，“用于维持上海安定”，蒋则承诺“劳资关系不久将要纳入正轨。”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决定：上海的企业家阶层最终放弃了和平的道路，接下来发生的悲剧无比血腥和不堪回首。
3月31日，虞洽卿向上海各报投递一份公然反共的公告，内称，“名曰共产，实则破产，甚至假借名义，隐图侵占……”4月2日，国民党开始“清党”。4月11日深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青帮杜月笙、张啸林诱至杜宅，活埋于城郊枫桥。第二天凌晨就爆发震惊天下的“四8226;一二”惨案。国共破裂与工商决裂同时昭示天下。在其后的两周内，超过5000人被枪杀或失踪。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被宣布为非法，从此，党的主要活动向农村转移。
“四8226;一二”事变之后，虞洽卿、陈光甫等人持续筹款资助蒋介石。仅半年时间，企业界就贡献了8000多万元。蒋介石得如此巨款襄助，自然如虎添翼。虞洽卿、张公权、陈光甫等中国商业界的领袖人士，最终选择用一种暴力血腥的方式来“解决”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矛盾。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切齿的讽刺。他们借蒋氏的枪炮爽快地达到了清除的目的，然而，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竟是另外一出更大悲剧的开幕。
遭遇权力的背叛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次接一次爆发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了各种动机的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也带有严重的自毁倾向。
1927年，发生的景象就是如此，蒋介石集团在夺取政权后，革命迅速转成为自身的敌人，被许诺的自由转变成父权式的专制。企业家在这期间所经历的震惊和痛苦可想而知，他们与政治力量的崛起息息相关，但又与其随后的铁血统治格格不入。
蒋介石进入上海，海内外曾寄予厚望。在急需支持的那些日子，蒋介石对商人表现出了无比谦逊的低姿态。1927年7月，张公权的母亲去世，蒋介石突然不请自到，出现在张家的灵堂里，进门之后纳头就拜，让张公权及在场的商界人士好生感动。这让虞洽卿们以及传统文化人、欧美派知识分子都颇为欣喜，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开明而现代、完全迥异于封建帝王或传统军阀的领导者。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常常会由于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偏执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了伤害的世界。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他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军阀更加强化了政权对一切的控制，其中当然包括商业经济。尤其可怕的是，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有着强烈的党国意识、坚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国理想。那种将一党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为政权稳定而为所欲为的理念，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政权统治的方法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深刻讽刺的是，它常常会成为政权确立其正当性的最常用的工具和借口。
刚刚在上海立稳脚跟的国民政府，其财政之窘迫，与几年前在广东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估算，扣除负债外，政府岁入约为3亿元，而军费开支就需要3.6亿元，显然入不敷出。于是，在其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蒋介石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有：勒索、重税、发公债和卖鸦片。
先是勒索成风,强制性的“认捐”成了最有效的手段。上海的帮会组织，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纷纷效忠于蒋介石，他们组成了所谓的“上海锄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秘密团体，专门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商人。
蒋介石第一个拿来开刀的，是时任上海总商会新任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宗耀。1927年4月28日，蒋亲自约见傅宗耀，提出由他出面筹集1000万元的军需贷款，傅当场予以婉拒。为了杀鸡儆猴，蒋介石第二天就发出通缉令，理由很简单，“上海总商会非法会长傅宗耀助逆扰乱，挟会营私……”通篇读下来，大义凛然却无一实据，是一个地道的“莫须有”罪。傅宗耀的家产被尽数没收，被迫惶惶然出走大连。
在当时的《字林西报》上，可查阅到的其他被绑架勒索的企业家还有：5月14日，上海最著名的买办世家席宝顺的儿子以“反革命罪”被捕，五天后，认捐20万元才被释放；5月16日，上海最大的酒业商人赵继镛被以同样罪名逮捕，交20万元后释放……最夸张的事件是，先施百货的经理欧炳光的三岁儿子被绑架，后来以捐赠50万元才被交回。
勒索之外的第二个办法是重税。政府宣布提高进出口税，公布了新的奢侈品税则，还相继对棉纺织、水泥、面粉和火柴等行业开征“通税”的额外税种，让工厂苦不堪言。
发公债是第三个办法。1927年5月，政府发行3000万元短期公债，商人们认为它缺乏切实的信用担保而予以抵制，蒋介石遂派人逐个商店、逐个工厂去摊派收取，如果不从，就扣以各种罪名。半年多后，政府又先后发行4000万元、1600万元两笔公债。
除了以上三项，另外一个更为隐秘的、增加税源的办法，就是从事暴利的鸦片生意。蒋介石进上海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名为禁烟，实则专营。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合作者就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
上海企业家在“悲剧之月”的集体抉择再次证明，丧失商业力量的自主权，对政治权力的投靠是危险的，与权力结盟的结局将导向一条必然的奴役之路。
国进民退大收编
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地出乎于企业家们的预料。失望之余，虞洽卿、陈光甫们不甘受缚，决意抗争。
1927年11月，虞洽卿在报章上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很强硬的公告，公开指责蒋介石没有兑现承诺，再不改变现状，商人们就要都变成“枯鱼”了，愤懑之气跃然纸上。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虞洽卿率领100个上海商界代表气势汹汹地奔赴南京请愿，他们提出“颁布约法，监督财政，裁减兵额，关税自主，劳资合作”等十大要求，如果不能满足，他们将拒绝支付8月份的贷款。这是蒋介石进上海后，企业家集团采取的最强硬的一次行动，国内外舆论为之一震。
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企业家集团的抗议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他们的抗争或抱怨根本改变不了他的既定国策。很快，在他的谋划和宋子文的配合下，企业家集团被彻底打散、击溃。
打击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彻底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二是用看上去无比优惠的公债政策将之完全“绑架”。
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上海已经形成了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企业家组织，它以总商会为龙头，各区有分会，各行业则有同业公会，其互通气息，联合行动，而且有丰富的公共治理经验。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蒋介石当然比谁都明白这个组织体系的力量。“四8226;一二”事变后不久，他即借通缉傅宗耀之机，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委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
1929年4月22日，国民党借口调查救国会、商民协会与总商会争夺办公室的纠纷，将一切商会会务统交“商整会”。5月25日，“商整会”举行就职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社会局、中央工商部成为会议的主角。一年多后的1930年6月，新的“上海市商会”诞生了，理事名单中原来总商会的代表不到三分之一。一向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民族商人阶层从此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在上海总商会被瓦解之后，全国其他城市的商会组织相继遭遇到了完全相同的命运。
如果说蒋介石从组织体系上成功地将企业家阶层打成了一盘散沙，那么，宋子文则以更为巧妙的手段进行了利益上的绑架。
自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它就把发行公债当成募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但由于缺乏确实的信用保证，公债的发行十分困难。银行家们常常以此来要挟政府，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摊派和绑架勒索等恐怖手段。金融投资出身的宋子文对银行家们的心思当然了如指掌，从1928年春季开始，他重新设计了公债发行的游戏规则，使其成为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全中国的银行家们当即进入了宋子文设计好的游戏圈里，特别是资本最为雄厚的上海银行家们纷纷购买公债，此后的十年中，中央政府共发行24.12亿元的公债，其中七成卖给了这些自诩为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蒋介石最后彻底击垮民营企业力量的关键战役就是金融领域。
在1935年3月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全国银行总资产九成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是中央银行规模的三倍。中国银行的大股东、46岁的总经理张公权俨然是银行业的魁首。他对孔祥熙的赤字财政政策一向不满，为此，张公权大幅减少，并公开声称要抵制不合理的政府公债，孔的赤字政策眼看着难行其道。
就在经济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施展合纵连横之术，突袭中国银行。他知道凭一己之力，还很难将张公权击倒，于是暗中联合了两大高手，一是连襟国舅宋子文，一是黑社会老大杜月笙。
一开始，他们假借救助实业企业发行1亿元公债，但就在一亿元公债被确定后，孔祥熙突然宣布了一条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1亿元公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这个方案最荒唐的地方在于，政府用来购买股票的钱正是它发行给银行的公债。这好比让猪吃自己的蹄膀，让政府一下子成了两家银行的绝对控股大股东。
在强行清理了张公权之后的一个月，交通银行董事会改选，孔祥熙的亲信如法炮制地再下一城。就这样，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尽入官家之手。此后半年之内，孔祥熙利用经济危机的“大好机遇”，一举收编上海五大民营银行，张公权等人溃不成军。中国金融格局陡然乾坤逆转，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孔祥熙的“手术”做得十分彻底，10月，一直是中国金融界最重要的社团组织和喉舌的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改选，领导权从职业银行家手中被剥夺，杜月笙、宋子良等人被选为理事，公会彻底变色，从此沦为政府的一个附庸。
在百年企业史上，1935年3月的孔张之役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大决战。千百年间，自有货币流通以来，中国民间的金融组织就没有被官方控制，特别是明清两代的钱庄、票号十分发达，成为社会自由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自1935年之后，政府突然将金融业收入囊中，自由经济之脉从此断绝。
经此一战，曾经意气风发、十分强大的上海银行家集团被打成一盘散沙，他们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所形成的独立性完全被裁除。在并不遥远的八年前，正是靠了“江浙财团”的鼎力金援，浙江宁波人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集团才得以立足上海，清除异己，确立政权。而在此次大收编过程中，几乎所有帮助过他的同乡和金主们全部受袭，伤痕累累，这应该也算是一次命中注定的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