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熊丙奇
五一期间，几个子女正要参加高考和已经就读大学的家长，和我探讨大学学习和就业问题。谈兴正浓时，一位家长说，我们的讨论其实都没用，怪就怪自己没混个一官半职，要是自己有“出息”点，怎可能操心这个问题，一个电话就可能把孩子的就业搞定了。 这位家长的所讲被媒体总结为“父辈就业时代”。《南方人物周刊》今年4月的一则报道指出，个人综合素质当然是就业成功的条件，但在这竞争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国有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缘分。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 而早在2006年8月，《新华每日电讯》就曾聚焦“父辈就业”问题。报道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正在逐渐演变为其父辈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一些大学毕业生凭借父辈的资源与运作，轻而易举占据了令人羡慕不已的职位，而那些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却屡屡遭遇求职失利。在就业重压下渐渐呈现的“代际效应”，正在挑战着就业制度的公平性。 对于当下的大学生就业难，各方都在出谋划策。不少高校甚至调动家长的“关系”“资源”来推动就业，这事实上加重了“父辈就业”，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双刃剑”——今年两会期间，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接受嘉宾访谈时说：“后来我发现，就业的大学生，首先痛恨的是腐败。” 从教育公平角度看，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大学毕业生就业，属于就业公平范畴，但与教育的结果公平直接关联。 从“父辈就业”往后看，我们会发现，这几乎是一个“父辈求学”的时代：大学毕业就业，父辈的人脉关系十分重要；上大学，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否能支付学费)、父辈的关系(在自主招生和校内优惠加分中“发挥作用”)也有很大影响；上高中、初中、小学，能否择校、借读进更好的学校，取决于父辈的经济实力和权力大小；在求学过程中，学生是否被安排进“重点班”、“快班”，能否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也有着父辈人脉、资源的较量……可以说，从教育的起点到过程再到结果，都摆脱不了“父辈”的影响。 父辈对教育与就业公平的影响，对学生来说，这是反教育的“教育”——“教育”他们社会是不公的，只有家庭成员得势，才能泽被其他家庭成员；同时“教育”他们，本人拥有的竞争能力并不是第一位的成功因素，有关系、有人脉才是事业成功的更核心要件。故而，在今天的学生中，特权意识、等级意识十分强烈，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特别渴求自己拥有特权，转变身份，而不少学生从中学(更早的则从小学)起，就学习“灰色技能”，研究“厚黑之道”。 由此农村家庭退缩了。最近消息说重庆和湖北分别有万余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主要原因是大学就业困难。高中毕业生不高考升学，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如果这种弃考，与“父辈求学”紧密对应，那么，其后果将十分严重：在农村地区，从高中弃考，将迅速蔓延为高中弃学、初中弃学，我国教育将陷入拥有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但九年义务教育却难真正普及的尴尬。
公平问题正蚕食着教育的肌体，推进就业公平、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不能只停留在呼吁，而应该完善就业制度与教育制度。 就大中小学而言，校内需要建立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不但保障教育决策的民主，更可以及时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不受侵害，而对于公平就业来说，推行就业信息完全公开、增强大学生的维权意识，提高公职人员子女教育、就业状况的透明度，对公职人员子女的上学、就业等事项进行公示与监督，这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应有之义——不但可营造公平的环境，更可促进每个大学生有真才实学，让人才市场完全靠竞争力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