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小林王芳艳 “以前是‘国家战略，上海推动’，现在是‘国家战略，国家推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朱纯福认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出现了一次飞跃。 一名上海市主要决策咨询顾问人士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从现在开始，上海要转变思想，把“要我做”的思想转化为“我要做”的思想。 虽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属于国家战略、国家推动，但上海的操作策略，依然是“让市场说话”，在金融环境和市场体系上大做文章。 国家推动取代上海推动 自从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提到要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设中似乎步履艰难，诸多设想尚停留在蓝图阶段。 “上海很多方面可能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很多决策主动权是在国家层面的，上海空间比较小。”一名曾经为上海三个中心（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航运）建设做决策的政府智囊如是说。 特别是近几年，一些金融创新产品上海反而落后于国内其他城市，显见的如——2008年初OTC已经在天津推出，而现在上海申请OTC仍在路上。在现实层面，国内一度出现上海、北京、天津争夺金融中心的局面。 “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在过去三十年中都是这样，中央政府决定经济布局，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王小卒教授表示。
上海方面有声音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难有实质性启动，一个关键原因在于金融政策主动权掌握在国家层面，而缺乏国家层面的实质性机构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 而且由于“一行三会”以及多家国有金融机构，对地方实行垂直领导，互相间沟通协商成本很高，往往很难形成统一意见，在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过程中必然存在沟通难的问题。 “上海的可操作的范围比较小，比如只能在吸引人才等一些领域打开局面。”上述上海市智囊说。 为此，上海方面多次呼吁加大上海在金融政策上的权限，而国家也曾将央行第二总部搬到上海，但由于“一行三会”中的“三会”，以及四大国有银行没有跟进，对上海带来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不过，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什么不迟迟将总部搬到上海来的原因，四大行中的一名人士则提出解释理由：“上海的关键问题是功能和产品偏少，市场活跃度不高，这导致四大国有银行第二总部没有搬过来。” 这就造成了上海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等领域，上海只能大力吸收国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上下功夫，而其它领域则受限较大。 在上海市政府发展中心调研员姜永坤的眼里，由于改革逐步深入，上海建设两个中心必然会涉及到很多和国家需要协调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必须改“上海推动”为“国家推动”，才是上海的唯一选择。 这是上海政学两界众多的呼吁。“新加坡就是这种模式，通过政府主导下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了亚洲金融中心之一。”陆红军认为国家的支持非常有必要。陆的身份是国际金融协会中心主席。 由中央政府力促核心城市建设金融中心的举措在新兴国家较为普遍，韩国首尔成立了以中央政府主导的首尔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进委员会；印度则是由印度财政部主导的孟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级专家委员会。 为此，上海方面再次动用了“汇报提纲”的形式向中央“要政策”。而据上海市政府知情人士表示，国家层面也期望利用这次机会来推动国家的产业升级，为其他地区提供成功模式。 适逢国际金融危机的当口，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全面支持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并明确了以发改委牵头其他部委参与的协调机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为核心，成员包括“一行三会”以及诸多部委领导。 而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也表示，在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下，将明确地方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进一步健全地方层面的领导机制。例如，上海要具体实施各项政策时，除了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外，还将联合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一起推进。 “原来要推一个金融政策或做一个产品，要一个一个去‘公关’，要去每个监管机构申请游说，半年一年就过去了。”上海市政府一名人士4月30日对媒体表示，“但现在建立协调机制不同，可以通过联席会议快速解决，提高了效率。” “这次如果上海能以这两个中心为落脚点和动力，那上海的发展肯定会好于上一个10年。”姜永坤提醒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国家推动的背后：上海五大差距 上海独自推动金融建设艰难的背后是上海金融基础的薄弱，这也更加局限了上海自身在金融中心建设中创新的可能性。 近期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根据伦敦政府3月初公布的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上海仅排第35位，而香港排名第4位，在影响金融中心发展最重要的多项竞争力因素中，上海排名仍较为落后。 在伦敦方面评比的体系中，包括金融发展环境、人力资源丰富程度、市场准入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整体竞争力等诸多评价指标，除基础设施外，上海均排名较低。 以上海和香港相比为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坦承，香港和上海的金融中心，“在规模、产品多元化、国际化程度，以及参与者的专业水平，还不在一个层次上”。 上海金融系统上报给上海市领导的一份材料中，总结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五点差距，分别为：一是金融市场规模能级不够；二是金融国际化程度偏低；三是金融机构竞争力不强；四是金融人才严重不足；五是监管政策上对衍生金融产品和混业经营的限制。 在金融市场规模上，上海已经建立包括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保险市场在内的比较齐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但是除了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外，很多金融市场的规模比较小。 即使以上海发育的较为成熟的股票市场为例，到了股票市值较高的2007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排名也仅列第七位，由于在华外资企业等不能在A股上市，这限制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规模的扩大。 “外资企业A股上市如果能放开，对股票市场繁荣有一定推动作用，但在市场资金相对充裕的前提下，可能外资企业债对金融中心的拉动效用更明显。”全国政协常委李庆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放行外资企业A股上市效果明显。 而在金融国际化程度上，除了外资金融机构、非本国居民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还不是很多，外资金融机构业务占比还不是很大之外，更主要的外汇业务，包括外币贷款、结算和信用证业务规模还偏小，与国际金融中心差距很大。 “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取决于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速度，而中国金融行业发展则取决于金融国际化程度，但这个程度涉及到法律等一系列层面，挑战很大。”对此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院高级经济学家Rain?Newton-Smith有自身的解读。 在金融机构竞争力方面，“不强”是上海进行自我解剖的词汇，集中反映在金融人员缺乏国际金融实践，不了解国外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运作规则和方法，也不了解国内企业内部运作情况，缺乏风险识别、转移和化解能力。 而人才的缺乏也是上海所面临的难题，目前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大多都是操作性人员，缺乏市场营销、产品设计、风险定价和国际型经营人才，绝大多数高级管理人才都比较缺乏。 “这个人才的缺乏还有一个原因是上海没有这个需求，如果上海有了更多的金融产品，就会有更多的人才需求，华尔街的人才就会过来，所以人才的缺乏背后更多是金融创新和金融产品的不足。”王小卒认为人才会随市场的发展而逐步得到解决。 事实上，据知情人透露，上海方面曾在2007年底派了大批政府和金融界人士前往日本考察人才体系，在去之前要求考察团成员“认真学习好，回来为加快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多做贡献”。 在法律等诸多体系上，上海与其它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比如说，金融业税收太高，但税法是全国统一，上海很难有实际行动，只能动用地方财政对高管等进行变相补贴。 据媒体披露，面对差距，上海方面将先建立并巩固国内金融中心地位，“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就很难谈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我们可以先建国内的金融中心。”上海市政府一位官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