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 张娅 ● 对于未来的经济形势，安永内部的人力资源部门也在做各种分析。我是一个乐观的人，认为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 ● 金融危机之后监管政策和方向都发生了改变。危机所带来的一个影响是，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将有一个首席风险官的职务出现，或者董事会中专设一个针对风险的控制委员会 ● 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更可能呈现多极中心和多极领导的格局，毫无疑问上海和香港将是其中一极，他们的重要性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了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主席兼CEO特黎 (Jim Turley)现在面对的是他上任8年来的第二个艰难时世。4月9日，安永发布的《2009年首季全球IPO活动报告》显示，今年1月1日至3月31日，全球共有50宗IPO项目，募集资金仅14亿美元，其中只有两宗集资额超过1亿美元。与此同时，英国知名市场研究公司Dealogic也指出，今年一季度，全球并购活动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6%，并购交易总额仅为5249亿美元，创下2004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大部分企业IPO推迟或终止，在并购业务上也有比较多的顾虑，这给专业金融服务公司带来了很大影响。”特黎承认，“今年第一季度，安永的业务量还没有明显走入上升通道，从宏观经济层面也只看到了比较早期的经济回暖信号，这些转化为业务量还为时过早。” 值得庆幸的是，特黎在2001年上任之初已经受住了同样严峻的考验。2001年爆发的“安然事件”导致了全球会计行业的信任危机，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倒闭，全球“五大”变成了“四大”。好在特黎带领安永度过了那次难关。从2002财年到2008财年，安永的全球收入由101亿美元上升至245亿美元。2008年，安永还完成了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的“自安达信破产以来专业服务行业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即把在西欧、东欧、中东、印度及非洲地区全部87个国家的业务整合为一个新的EMEIA业务区域，区域内的营运由单一管理团队领导。安永在远东的15 个国家和地区也进行了同样整合。再加上2006年整合美洲29个国家的业务，安永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划分成为7个紧密联系的区域。
“由此产生的效果非常显著，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危机时期，我们可以为客户及时有效地组织起他们所需要的专业人员。”特黎总结说，“这不仅有利于安永为客户提供统一的高质量服务，还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如果某个国家的办事处成功提供了一项服务，我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就可以直接采用这一结果，而不用从头开始。” 正因如此，这位安永全球掌舵者对未来表现出了强烈信心：“虽然客户的思路和此前有所不同，但很多客户转而在逆境中寻求机会，同时不少客户也在积极为IPO重启后的融资做准备。” “我们跟客户保持着密切沟通，从中得到的信号令人鼓舞。”他说，“当全球并购和IPO市场恢复到正常时，安永的业务增长也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该事务所的统计显示，在截止2008年6月30日的2008财年，安永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依次是中国、印度、中东和俄罗斯。由于2008年大部分时间石油价格依然高企，预计2009财年中东将成为安永增长最快的区域。 但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对任何一家跨国企业而言，中国更加成为战略必争之地。早期谨慎拓展的安永2004年开始发力，成为“四大”在中国市场发展最为迅速的会计师事务所。过去几年安永的中国员工人数增加迅猛，2005年到2006年的两年间，从4000多人发展到6000多人，2007年一举突破8000人，2008年底，安永中国的员工人数达到8500人。但就在今年4月中旬，安永中国因裁员风波成为舆论焦点。经济危机到底给安永带来了多大冲击？未来全球金融体系将发生哪些重构？针对上述话题，《商务周刊》对特黎进行了采访。 《商务周刊》：前段时间，安永中国的裁员风波闹得沸沸扬扬。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危机给安永的业务带来了严重影响？目前安永有没有考虑过经济形势变得更坏时的人力资源举措？ 特黎：总体来说，安永全球大约有14万员工，每年招聘的毕业生超过1万人，正常的人员流动每年也在15%以上。在这个非常时期，正常人员的流动比以前少多了，而新的人员还在进来，同期相比我们的员工人数还在持续上升。有人离开可能是找到了更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有的的确是基于在公司表现不佳，这是一直在持续的过程，安永十分强调透明度和双方诚恳的交流。 对于未来的经济形势，安永内部的人力资源部门也在做各种分析。我们还在进行校园招聘，数量也基本和往年持平，最坏的情况就是完全不招人或者停止校园招聘。我是一个乐观的人，认为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 《商务周刊》：那么，安永如何消除全球IPO活动停滞不前和并购业务大幅缩减带来的业务疲软？您认为安永中国是否还能保持前几年的增长态势？ 特黎：从短期来说，我们随时和客户保持着密切沟通，在这种艰难环境下他们可能更需要专业服务的帮助。我们也在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队伍，尽可能压缩开支，比如压缩不必要的业务出差，提倡尽可能的节俭。从长期来看，我们更关注一些宏观和人文方面的变化，比如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值和职业规划与上一代有所不同；同时，我们也在关注全球资本的流动方向。你知道，现在更多资本从西方流向东方，从发展中国家更多流入新兴市场。 未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将更加体现出来，安永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巨额投资。在中国市场暂停IPO之前，安永手上的项目有100多个，是市场的领先者，我们相信IPO重启之后，安永依然是这个市场的领导者。今年安永中国的业务收入和员工数目还是会有所增长，但是与前几年的快速增长相比，今年的涨幅肯定要小一些。 《商务周刊》：您上任之初经历的安然事件导致了萨班斯·奥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出台。2008年次贷风波以及华尔街危机相继爆发，是否也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发生新的变化？ 特黎：毫无疑问，金融危机之后监管政策和方向都发生了改变。首先，任何一个新的监管政策出台都有一个基于全球性影响的出发点，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密切；其次，监管的重点是对金融产品的风险进行有效计量和监控，并且使之在各种商业活动中得到控制，这种风险可能来自于某一家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和冲击力，也有可能是不同机构在市场上独立运行的同一类产品综合起来会对整个行业产生严重影响；第三，G20峰会上提出了要重点监管对冲基金，因为他们在市场上的交易金额非常大，对市场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第四，监管机构也在关注评级机构本身如何开展业务。危机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将有一个首席风险官的职务出现，或者董事会中专设一个针对风险的控制委员会。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片面追求经济的安全，而扼杀不断追求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创新是促使更多就业机会出现和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来帮助全球经济尽快走出危机。 《商务周刊》：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被广泛认为是促成危机不断扩散和深化的罪魁祸首。4月2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决定放宽这一会计准则；但就在第二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SAB)称，现阶段将维持“按市值标价”原则不变。您认为该准则对于建立一个健康的证券市场有多大影响？ 特黎：“以市值计价”的初衷是当市场有大幅波动时，通过以市值计价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让报表的使用者得以知道这种变化。但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让企业采用市值计价很困难。FASB最近对“以市值计价”规则的决定，目的还是帮助企业更好的使用市值计价，而不是对此原则进行根本性改变，也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这种改变会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让企业、会计师和审计师更一致地去执行这个会计准则，使得最后市场对于这个原则的体现一致。 《商务周刊》：这场经济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导致了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随着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和接管，在金融市场上“看不见的手”是否会让位于“看得见的手”？由于中国政府在今年初确定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SHANG-KONG”，即把上海和香港两个地区的英文名结合在一起，认为他们可能取代现有的纽约——伦敦全球金融中心模式。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特黎：不光是在美国，从全球来看，银行业都是受监管程度最高的行业。现在，各方都预期到对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将更加强化，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从整体趋势来看，监管覆盖的区域和影响会从全球化方面来考虑，监管的注意力也放在了一些会引起系统性风险或者涉及面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风险上。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举措。 全球市值最大的几家银行目前都集中在中国。20年前，纽约是公认的全球金融中心，但在过去5—10年间，纽约和伦敦之间就像拔河一样，双方都想争到第一的头衔。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更可能呈现多极中心和多极领导的格局，毫无疑问上海和香港将会是其中一极，他们的重要性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个人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发生得更快一些。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靠近国际金融准则，包括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准则和市场监管准则，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在未来也会对上海和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起到持续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