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业良
最近几年,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分析、制度经济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法学或泛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有关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都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关注的话题。印度的经济前景是否要好于中国?印度的现行民主制度是否可以说明东方大国多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政治传统的成功嫁接? 今年3月底,印度总理辛格在出席伦敦20国峰会之前接受了《金融时报》的专访,他对中印两国经济前景进行了比较,认为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因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更有希望将经济改革坚持下去。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则具有潜在脆弱性。“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一党制政府本身就是其中一项。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我们或许会为印度总理这番如此自信而毫不自谦的话而感到震惊,甚至可能无法接受他对印度经济前景好于中国的自恋式判断。然而我们可能无法拒绝印证或反驳这一论断的探求欲望,并且可以通过许多已经公布的第三方国际数据,来考查和重新认知这个往往被我们忽略或轻视的邻国。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知识界还是社会大众中间,如果谈及对当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对自己身边这样一个文化迥异、制度不同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其实了解得太少太少。 自1947年宣布独立之后,印度经济一直在艰难而缓慢地发展。在30多年的历程里,印度农业由严重缺粮,依赖进口,逐步达到基本自给。以轻工业和机械制造为主体的工业体系逐步形成,2007年工业增长占GDP比重为26.4%。近年来,纺织、食品、精密仪器、汽车、软件制造、航空和空间、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2007年,印度信息产业的增长率超过50%,信息技术和服务外包收入达到363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 28%,占GDP的比重也增长到7%。软件产业成为印度增长最快、最引人注目的新兴领域,被印度人称为其“旗舰产业”。2008年印度软件业产值约为850亿美元,到2010年印度信息产业的产值将接近1030亿美元,大约占印度GDP比重的20%。印度政府于1991年7月开始进行全面经济改革,放松对工业、外贸和金融部门的管制,2001年至2006年“十五”计划期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76%。2006年,印度政府出台“十一五”计划,将2007年至2012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定为9%。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30年里长期保持3.5%的“印度速度”,到80年代提升到5.8%,90年代又将增速提高到6%。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5年中,印度经济明显加速,平均增长率超过8%,使印度成为中国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又一典范和亮点。 近几年来,印政府不断深化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行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部分生活必需品销售自由化,改善投资环境,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财政赤字。辛格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了有力辩护。他指出,正是民主政治制度使印度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自1991年以来,印度经历了4到5届政府,但没有一个政府敢于逆转我们开启的改革道路。”事实上,2007年度印度经济实现9.6%的高增长。2008年度为应对通胀,印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大幅提高利率,经济增长小幅放缓至8.7%。预计印度经济在2009/2010财年的增长率大致介于6.5%~7.2%之间。 当然,印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相当不平衡。2006年度,印度全民识字率为67%,贫困率为27%,全国仍有3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6年印度中央和地方全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7%,而美国和英国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27%和37%,巴西也达到37%。由此可见,印度经济增长的业绩并未明显助长政府规模和支出的扩大。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是以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比较注重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而“印度模式”则是以民主制度为基础,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侧重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大众消费能力提升。两种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目前仍无法做出清楚评判,但“龟兔赛跑”的新寓言开局似乎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场赛跑可能还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能决出胜负。 我以为,事先的警醒和未雨绸缪要强于事后的追悔或亡羊补牢。“中国模式”能否最终战胜“印度模式”并非简单的民族自尊和意气之争,而将可能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经典案例,甚而有可能改写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