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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布切尔
最近有英国媒体曝出，为摘取一个所谓的环境大奖，已经濒临破产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前CEO“世界最差银行家”Fred Goodwin依然在一个项目上追加投资：斥资3.38亿英镑，在美国东岸修建一座观海玻璃城堡，作为该银行在北美的总部基地。 这确实是一个极端的、关于贪婪和自我欲望的现实案例。但并非个案的有关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等银行高管的种种“奖金门”事件，已经折射出关于财富与公共政策和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随着英国失业率的不断攀升、薪酬的冻结，人们对高收入群体的普遍性愤怒一触即发，尤其是那些一直被指责为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始作俑者的金融部门高收入者。 据英国《卫报》报道，伦敦金融城共有约35万职员，其平均年工资为53246英镑，是整个国家平均工资水平的2倍。其中70%为男性，他们的平均年薪超过10万英镑，有些甚至达到30万英镑。而奖金一般是工资的四五倍甚至10倍。 另据WallStreetComps.com对228个银行界专业人士的调查，尽管发生次贷危机和大规模的信贷缩减，在2007年他们的平均奖金比上一年度仅下降了1.6%——由2006年的350349美元下降至2007年的344683美元。 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巨额的奖金支出是不负责任和破坏行业健康发展根基的。高奖金的文化盛行意味着不断鼓励银行家们为获得更高的收益而冒险，其中必不可少地包含着很多短期行为。在英国，Fred Goodwin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焦点人物，其私人官邸遭到愤怒群众的袭击，而他不得不离开英国避难。他的处境真切地告诫了其他的银行家，人们对高额奖金的愤怒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来自政治家、投资者以及公众的对巨额奖金支出的愤怒指责和重重压力促使众多银行家们宣称将放弃奖金。 不过，为金融部门高奖金文化辩护的声音也“此起彼伏”。第一个理由来自对“创新精神”的膜拜——辩护者称，终结高额奖金将会危害整个金融部门的创新精神，并使该部门陷入比如今更严重的困境。不过，反对者认为，奖金本身应该是一种良性的激励机制，其设计应该关注长期的发展，同时也不应该超出公众的接受范围。目前引起公愤的是奖金的数额过于庞大，甚至动用了政府的救市基金来填饱那些做了错误决策而带来巨大灾难的银行家们的腰包。 还有一些人站在金融机构的立场辩称，金融部门为政府财政做出良多贡献，容纳了更多的优秀的海外移民；而终结高额奖金将导致这些人才流向其他国家。不过我认为，除非一个国家可以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吸引金融投资，否则投资和人才的流动终是难免；而金融部门的基础设施以及时差等因素会影响到这种转移的步伐。即使终结无耻的高奖金文化，我并不认为会损失什么。 第三个辩护理由听起来更耸人听闻一些。有人提到围绕高额奖金的整个辩论将带来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可能再次引发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干预，从而开启一个新的“政府在私营部门进行微观管理”的年代，这将废止金融机构制定相应激励政策的自主能力。但这里的问题是，如果金融界引发的海啸所波及的范围已经超越其股东和员工，事实上已经拖累了整个经济，那么政府就应该有相应的管制和干预。正如同对水务、电力及其他公用事业部门的管制一样，道理非常简单。 如今，英国政府已经考虑对高收入者征收50%的所得税。美国也有关于提高奖金税率的传言。不过，令人担忧的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政府一边在加税，另一边税收收入反而在降低。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的最高税率达到83%，而5%顶尖收入群体缴纳的税收仅仅是总额的25%；而在80年代最高税率下调到40%时，这个群体的纳税额反而占到总额的40%。当然，这可能归因于经济的总体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高收入人群的避税动机也大大降低了。 终结高奖金文化的道路可谓“崎岖坎坷”，因为技术难题不仅仅来自于税率本身的高低，奖金本身的核算体系有时候也使得整个形式变得很复杂。例如，美国媒体最近披露了一个低收入的银行职员因为有一个高收入的高管配偶而使其本身应得的年终奖金打了水漂——因为根据众议院的提案，金融高管的奖金核算体系包括了家庭收入的计算。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抱怨这个体系的公平性，同时也使那些高奖金体制的辩护者有了文章可做。 我本人的看法是，将奖金与家庭收入挂钩的确有失公允。因为，奖金应当是和工作绩效相结合的，是对出色表现的奖励——并且不以巨大风险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