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围绕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整合。 上述动向直指经济社会发展短板所在。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开展的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任务,除了聚焦于“保八”等短期目标外,更需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切实提高国内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确保当下付出的努力不至成为下一轮失衡的潜在诱因。 依据经验事实,中国提振内需的前提条件是完善社会保障。若非如此,硬性扩大内需很容易引致的另一图景是,由于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居高不下,相对过剩的企业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和出口予以消化。而这,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和贸易摩擦,最终,企业利润不断恶化,职工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不升反降。迫于保增长、保就业的需要,经济低迷期的解困举措很容易带有事急从权的色彩。关于这一点,可以引为比较的统计数据是,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的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的大小发生逆转,前者一路攀升至2004年的67%,后者一路下降至2004年的28%。 经过艰难调整,此后中国的消费贡献率开始呈现回升之势。2007年,消费与投资的贡献率大小出现良性变化:在当年实现的GDP增长11.9%中,两者分别贡献4.5个百分点和4.4个百分点。只可惜,仅仅一年后,由于内外部形势发生突变,2008年中国实现的GDP增长9%中,两者又一次反转为4.0个百分点对4.2个百分点。有专家预计,伴随政府大规模救助计划落至实处,今年中国的投资贡献率还将继续抬升。 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自有不同的历史条件。过去很长时期内,有专家提出:“一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水平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由此,我们大致也可以推断,制约中国提振内需的主要障碍——比较低的保障水平没有出现质的改观。毕竟,对于当时财力窘困的政府而言,在没有足够的蛋糕可供切分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必定是如何做大蛋糕而非如何切分蛋糕。 历经30年发展,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间之窗”。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参照国际经验,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时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因此,已经逼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上限的中国需要着手谋划如何避开近在眼前的“中等收入陷阱”。 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过去数十年中真正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基本依托于出口导向,而这一战略,对于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而言并无多少借鉴意义。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近乎必然地只能靠国内消费来提供动力,与之相应,作为启动消费的前提条件,完善社会保障实则已成为再也绕不过去的突破口。换言之,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只有抓住了完善社会保障这个最为核心的纲要,中国经济转型的各项目标才能渐次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