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2008年年初，一本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书再次将全球的目光拽到“世界工厂”，由中国制造所引发的阵阵国际反倾销风波曾让我们头痛不已。然而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又为不断下降的出口数据心急如焚。 中国制造似乎正在遭遇历史。就在上个世纪，人们听到“日本”二字同样如临大敌，我们所遭遇的问题他们无一幸免。在此，《长江》节选刊发1971年《时代》周刊封面文章《日本公司：赢得最重要的战役》，世界工厂或许也该思考，今后的角色该如何转换？ 1953年，一个名叫盛田昭夫的年轻商人第一次走出日本，为他的举步维艰的小电子公司考察出口前景。他失望地发现，在美国和欧洲这样的成熟的市场，“日本制造”是一个用来嘲笑次品的形容词。然而在荷兰，他回忆道：“我看到一个到处是风车和自行车的农业国家，但是它出产质量很好的商品，并能销售到全世界。我想我们也许日本人也能做到这一点。” 他们的确做到了。一个月之前，盛田开始了他第94次或者95次越洋之旅（他忘记准确数字了）。这一次他是一个自信满满的出口商和索尼公司的主要拥有者。和其他日本公司一样，索尼生产的日本商品是高质低价的代名词。在芝加哥，他对证券分析家们说，索尼去年销售额为4.14亿美元，其中一大半来源于出口到147个国家的收音机、磁带录音机、电视机以及其他产品。 不过，此次商业之旅并非都是凯旋游行。在美国，盛田遭遇了敌意的风暴，因为一项政府调查认为，“日本制造商”用比日本本土还低的价格在美国倾销电视机。盛田说，当时索尼必须把它进口的每一台电视机的销售收入其中的9%分给华盛顿。盛田承认有些日本电视制造商进行倾销，但是他坚持说他的公司没有同流合污，而且美国国库官员同样也这么认为。他说：“尽管我们是无辜的，我们被迫表现得好像我们有罪。” 人海 每一天，数以千计的衣着整齐、拎着公文包的日本商人、技工、工程师和销售人员在全世界奔走，监察、调研、计划、顾问、砍价、买卖。现在一拨儿人在河内，根据协议帮助北越建设一个船运公司、纺织厂和成衣厂。在赞比亚，地理学家在勘探铜矿。在温哥华，木材业者在演示一项新技术，切割过去认为是废材的木头。有人在布鲁塞尔监督本田摩托车的生产，有人在给位于阿拉斯加的酒店选址，有人在南非建设一个钢厂，在那里日本人被认为是荣誉白人。在能引起他们兴趣的任何市场，日本人采用人海战术，用贸易代理和考察小组淹没这个区域。有时候本地商人会感觉被他们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压得透不过气。 对此感到担心和不满的欧洲国家建立了一个针对日本商品的令人畏惧的壁垒。仅意大利就有46个直接针对他们的输入限额。亚洲的领导人也在抱怨。马尼拉市长安东尼奥8226;威格斯最近对“菲律宾人的隐性日本化”进行了猛烈抨击，然后自己却去会见一个来访的日本广告代表团。泰国银行的官员K.S. Yossundara说：“通常一个泰国人是被日本闹钟叫醒，然后用日本牙膏刷牙。他的汽车或者摩托车是日本造的，他的衬衫和裤子也是。甚至他从日本产的电视机上看的电影都是日本的。” 在美国，日本进口商品的泛滥激起了一阵愤怒的保护贸易主义行动——东京的战时征服者现在变成了他们的头号贸易伙伴。30%的日本出口商品是销往美国。就在不久前的1964年，日本在和美国的贸易中还是买的比卖得多。从那以后，索尼电视、尼康相机、松下收音机、丰田和日产汽车、本田和雅马哈摩托车使情况颠倒过来了。美国的鞋、纺织品、电器以及其他工业，不但销售和盈利输给了日本，而且还输掉了工作机会。一个尼克松内阁成员的话代表了那些忧心忡忡的人们的观点：“日本人还在打仗，只不过不是常规战争而是经济战争。他们的直接目的是攻占太平洋，进而是全世界。” 许多日本领袖低估了美国的抵制情绪，认为那主要是1970年美国经济衰退的结果，他们还认为如果经济持续复苏，这种抵制情绪会慢慢消退。索尼的盛田对美国人的需要了解得很透彻，他比某些美国市场人士更知道在美国什么商品会卖得好。可是就连他也说出这样的话：“我做过20年的推销员，我知道每当一个推销员的顾客不想买东西，他开始埋怨其他人。” 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对日本在入侵的外国市场的同时却对许多外国商品和大部分外资投资关上大门的做法深感愤怒。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是木屐，而不是汽车 即使在开放的下一阶段，许多国外产品也不能进口到日本，其中包括质量超好的桔子、某些飞机和机械、或者对大型计算机制造业的投资、还有某些电子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日本政府对许多投资申请拒绝接受，再推脱另外一些，其余的则附加上难以接受的条件。福特和克莱斯勒公司试图收买、进入生机勃勃的日本汽车业的计划已经被拖延了很多年，而通用汽车公司则获得一个有限的投资许可：和一个卡车制造商——五十铃汽车组成一个合资公司，通用占有35％的股份。美国在日商务协会主席，詹姆斯8226;安达充说：“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生产木屐的工厂，或者开一家超级市场，只要面积小于500平方米。” 模糊的语言表达 日本经济的每一个部分都朝着一个全国性的目标，而且几乎每个人认为自己在参与实现这个目标。官僚、银行家、商界行政人员、工人，所有人都努力工作，通过经济发展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于是生存需要变成了传统美德：忙人就是好人。时至今日，遇到上级说：“お忙しいですよ （你一定很忙吧）”，被认为是尊重的表现。 日本人在身体上的接近带来关系的紧张，这可以由辛勤的工作来释放，不过确实没有让给具有攻击性的个体发挥的空间。一种暴力的暗流时常会导致街头示威或议会争吵。日本人在努力地遏制这种倾向。著名学者铃木彰认为，日语广为人知的模糊性，是日本人互相友好相处的需要的外在表现。他说：“如果我们向对方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在拳脚相加中度过。” 这一特征也反映在商业行为中。西方高管往往感到困惑，有时甚至被礼貌的日本人的不情愿的表现误导——他们在回答任何建议的时候都是一个简单的“no”。日本人也同样惊讶于西方人的坦率。野村证券美国相关业务的执行副总裁寺泽义雄，回忆起他的一位同事看到一个美国律师花上数小时斤斤计较合同的细节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在日本，这类问题会由君子协定解决。 公司是家 为了帮助企业节约生产和快速扩张，工人不得不长期接受低工资。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一个默认的保证，那就是在这家他们刚离开学校就加入了的公司的终身职位。这种安全感孕育了一个世界上最知足的生产力。日本工人很少罢工，缺勤几乎是闻所未闻。 无论是工人还是董事，公司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在提到“我”的公司的时候，工人们往往展现出一种古怪的家族精神：这个“我”和日语里代表家庭的是同一个字。他们总是在换班的时候互相鼓励，就像棒球选手为打了一个全垒打的队友鼓掌。一个高级官员去出差，整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会去机场送行。在松下电器、日产汽车和其他一些公司，新的一天是以大家一起列队唱公司歌曲开始的。在丰田公司，每天开工前大家都要做5分钟健美操。还有广泛的附带福利：在公司食堂吃平价伙食；在公司的度假村享受打折休假；廉价租用公司的公寓（在横滨的日本钢管公司，两室的房子每月大约10.80美元）。 穿制服的办公室女孩、司机和下人们，这些日本的公司职员要向公司领导鞠躬和欢呼。为官员们举办的、由公司付费的艺妓晚会仍然十分普遍，尽管一些新的公司渐渐摒弃了它。商人的妻子总是必须要接受一种新形式的妾：公司。在最近一项调查显示，68%受访的日本经理表示，公司比他们的家人更重要。 交换万岁 因为协同努力的传统已导致了一个裙带的日本工业组织，公司董事要花很多时间与其他公司的官员商谈。由三井、三菱和住友组成的战前财阀同业同盟，因为被美国占领而打破了，估计又重新走了到一起，只不过不是那么紧密。27个三菱公司的总裁们在每个月的某个周五开会，他们在“周五俱乐部”谋划共同战略，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17个三井的总裁每个月的某个周四开会；17个住友的总裁每个月的某个周一开会。富士银行的大客户们有一个被称为“赋予会”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日立（电机）的总裁，日产汽车公司（汽车）和全日空钢管 （钢铁）。这些俱乐部像是吃日本火锅一样瓜分着市场。当共产中国最近颁布，它不会与和韩国或台湾做生意的日本公司进行贸易的时候，俱乐部之间很快达成一项谅解：三井和三菱决定专注于南韩和台湾，而住友则选择了中国。 日本船厂可以胜过外国竞争者，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工程师定期交换技术的点子，毫无保留，以至于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关心哪家公司拥有某一个重要的焊接方法。川崎重工 71岁的董事长久野正志说：“通过紧密地互相仿效，我们的工程师们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对此我只想说万岁！” 不一样的索尼 和旧式日本公司不同，索尼公司通过自己的营销网络进行销售，而不是通过那些替日本厂家直接接触海外买家的贸易公司。其基本融资不是通过银行贷款，而是出售股票，其中31%被外国人购买。盛田通过本人持有以及一家投资公司控股，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他占有公司10.3%的股份，价值1.3亿美元。身材消瘦、白发苍苍的盛田，现年50岁，是一种日本和西方模式的混合体。他的东京的家里堆满了诸如低音炮、高音扬声器、曲线喇叭及其他电子小玩意儿，其中有一个真正的美国硬币点唱机，他用从美国带回来的硬币玩得很开心。正如盛田对《时代》东京总编埃德温8226;莱茵戈尔德说的：“美国人喜欢来日本，然后买一些日本古董回家。我则去美国，带回你们的古董。”盛田有大约1/3的时间都在路上，往美国和欧洲飞得太频繁，于是他开玩笑说：“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他总是上午8时30分到索尼的办公室，然后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外国的城市，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很喜欢到处逛，考察商店里展示的索尼产品和竞争对手的产品，并在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的感想。他说：“生意是我的嗜好。” 作为酱油和米酒制造商的儿子，盛田是以一个工程师出道的。战争时身为海军中尉的他，被安排帮助一个名叫井深胜的工程师开发热寻导炸弹。日本战败之后，井深在东京的一个小破屋开始了通讯设备业务，不久盛田加入。两个人用借来的500美元成立了东京通信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索尼。井深主内，负责开发产品并担任总裁；盛田主外，专门从事市场营销并担任执行副总裁。索尼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的领导人是日本第一批不抄袭西方产品，而是用西方技术开发他们自己的新产品的商人。井深从书上了解到晶体管，并于1952年来美国考察。他深信，可以用晶体管来制造一个收音机。第二年盛田访问了美国，回来后他肯定在美国收音机将会很好卖。他对美国广播电台的数量感到十分惊讶，进而得出结论：“家里的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收音机听自己喜欢的广播节目。”这些收音机在国外大获成功。 盛田说，索尼不受限于一个正式的研究和开发预算，而是为了一个看起来有前途的点子不吝惜金钱。索尼的高管们也经常把组织打乱，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安排人，研究下一个热门新产品。 盛田的营销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为细分的国外市场仔细定位特定的产品。比如，在英国彩电市场，他选择在价格上而不是屏幕尺寸上展开竞争。最便宜的英国制造电视是19英寸的，而只有10%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盛田希望进口13英寸电视，这样他可以节省足够的生产和运输费用，足以把价格降到480美元，让彩电进入越来越多的英国家庭。 除了商业孤立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是主导。盛田和他的日本同胞要让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这个解决方案应该是竞争规则的一个均衡。 轮到西方拷贝了 相互降低贸易壁垒将暂时使日本的竞争更加激烈，但也更加公平。迟早日本将不得不调整其出口激励，因为它的经济已经运行在一些严峻的压力之下。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正缺少劳动力。10年前，对于每一个高中毕业生有两个职位可供选择，而今年春季有7.7个 。日本出口的增长的代价是，克扣对国内包括房屋、道路及污染控制方面的投入。日本的工业污染问题，或许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新日铁的永野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道路、港口、桥梁、房屋。在6席（9英尺到12英尺）大的空间里住了两户人家。在西方先进国家，工业生产和社会资本的生产得到了平衡，而我们一直忙着出口，在这些方面我们发展并不均衡。” 美国的商人可以和日本人在一些共同项目合作，而不是对抗他们，顺便也帮助世界上的穷人。美国公司可以提出在第三国市场与日本厂商合资来加快这一进程。例如，斯科特设想联合美国和日本的木材公司来开发亚马逊河上游庞大的木材资源。 美国商人也可以从日本的体制中汲取一些教训。比如说，其劳动实践不但人性化而且效率高。有一些劳动实践也许可以在美国公司实行，当然不是一辈子的那个，也许是某些培训方法。日本企业为他们的工人培训好几项技能，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坚持专业化。一名日本工程师被鼓励，甚至是期望，学习一些有关会计、财务和人事工作。这看起来能产生比西方更全面、更灵活、更高度自我激励的工人。 日本已经演示了经济和政府不必如同在美国那样，把对方当作对手。日本的成功可能会刺激一些在华盛顿的头脑，以决定是否应该放开反垄断法，以促进在世界各地市场的国家竞争力。
需要：更多的日本 在与日本的任何经贸合作过程中，美国可以期望从一些最大的日本商人那里得到支持。盛田一直要求日本更加快速地开放美国对其石油产业的投资，不过他这个赋予了想法以日本特色——拐弯抹角地保护自己的利益。盛田说：“如果我们批准更多的美国投资，我们将不再需要安全条约。那时候美国人当然会保护我们。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的财产。” 盛田还提倡国际统一的产品标准、安全条例、防污染法规和食品标准，以平衡成本和防范不同国家的规则将被用来抵制外国商品。除此之外，他已经开始相信，世界上的工业领袖们在贸易方面的思路一直过于狭隘。他说：“现在有三个大的工业区：美国，日本和欧洲。现在有些厂家试图卖给对方同样的东西，这是没有意义的。目前全世界2/3的人口生活在标准线以下，因此他们尚不构成一个可育的市场。正如美国帮助日本从一无所有崛起那样，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在世界其他地区造就更多的日本。”这是一个听起来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是那种以为可以很好地解决美日贸易纠纷的想法的一个例子。这个问题和来自日本人的真正的挑战其实就是世界上的这两大贸易国能否学会商业上的和平共处。 （原文发表于1971年5月10日《时代周刊》，由译言编译，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