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潮商是潮汕商人（亦称潮州商人）的简称，它是中国传统三大商帮之一。其渊源可追溯至明代，而与晋商，徽商相比，潮商历久不衰、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广。
《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 《潮州府志》载：“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远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 清著名学者蓝鼎元的《潮州海防图说》曾论及潮人的活动区域：“潮郡东南皆海也，左控闽漳，右临惠广。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甯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厓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罗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 潮商的形成 粤东门户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琉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宋朝潮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宋史》已有关于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的记载。而当时潮州笔架山窑是著名的陶瓷窑，其生产的瓷器曾销往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当时中国陶瓷出口基地之一。到了元时，据饶宗颐《潮州志·交通志》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 造船业经过宋朝的发展，到明朝时造船业海运已很发达，商品生产日益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尽管朝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私商贸易仍日趋频繁。据《明史》记载:明宣德五年(1430年)，南澳岛后宅已成为“蕃倭互市之地”。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饶平柘林已成为“商船巨舰往来之所”，日本、暹罗船只时有停舶。明隆庆元年 (1567年)取消海禁，潮汕沿海地区商人集资造船出海贸易。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惟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东西洋考》卷七）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至嘉庆年间，随着海运的发展，澄海樟林取代饶平柘林成为“通洋总汇之地”，船舶“上诉津门，下通琼趾”(趾即交趾，今越南)，也可以沿海岸线到达暹罗(今泰国)、马来半岛，以至爪哇、婆罗洲等地。当时海上交通工具主要是一种高桅的大型木帆船，因船头油饰朱红色，称红头船，也叫“大八桨”。澄海华富村人郑镛(暹罗郑信王的父亲)，就是雍正年间乘红头船南渡暹罗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潮汕缺粮，清廷特准商人领照往暹罗购大米和木材；暹罗吞武里王朝对华侨实行优惠政策，也招徕了不少华商去暹。据嘉庆《一统志》“暹罗条”记载:“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买米，接济内地民食。” 清末被迫打开国门后，汕头成了潮州府商业活动最活跃的地方，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指出,汕头是远东“惟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潮州商人形成的条件 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在潮人的经商风格中也就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商业贸易的烙印。而经过唐宋期间的精心经营，明清的潮州人口不断增多，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潮州府每平方公里就有151.45人。虽潮人精耕细作，种田如绣花，亦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需要从外部调集大量的粮食以补足，这也是鱼米之乡多潮商的原因。芜湖，苏州的当地可谓最为堂皇的会馆潮州会馆能见证这一点，而国外的产粮大区暹罗，柬埔寨亦是聚集了大量潮人。另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的经商之风在当地也蔚然成风。 明清潮商的特点 海洋性格 尽管与晋商、徽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但其海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前两者截然不同，其演绎的商业宗教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 从历史上看，潮商未曾像晋商和徽商那样称霸中国商业，但在世界商业史上，潮商的全球性声誉，则远比晋商、徽商响亮的多。 亦盗亦商 与晋商、徽商红顶商人不同，明代严厉的海禁，使依赖海上贸易的不少潮州商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内部对暹罗大米的巨大需求让不少商人铤而走险，走上武装船队对抗朝廷之路。其中几股被朝廷称为“海寇”的海上大型武装势力，就有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这样的潮汕人。 明代的谢杰在《虔台倭篹》一书中写道：“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海外文化的交流 随着贸易与被迫移民的关系，始于宋元，至明清大量潮人拥入东南亚各国，亦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开发。越南的潮人大量地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蔬菜、菠萝、椰子、龙眼和葡萄等多种作物，并且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他们还积极地经营机器碾米、纺织、化工、造纸、大米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华人资本占60~80%，其中潮人资本占华人资本的四分之一以上。（杨群熙著《潮人在越南》）海外潮人的的联翩拥入泰国，已将一股异质商业型文化注入泰国文化系统中来。 潮剧被介绍到泰国的历史据说已有300多年。它不仅已融入泰国主流社会，而且融入了其上层社会，并且登堂入室地进入了泰国的遢罗宫廷，受到王室贵族们的青睐。据说泰国的母旺感猜仓皇宫，就建有一座戏台，供王室观赏潮剧（《潮人在泰国》）在新加坡，演出潮剧的场所更多，如新加坡怡员园戏院、哲园戏院、同乐戏院和永乐戏院。（《潮人在新加坡》）这些地方已成为潮人“乡坊之音”的场所。显而易见，有亲和力的潮剧因子已渗入东南亚各国戏剧文化之中，并对当地的文化起着补阕作用。 资料表明，越南华人所办的华文报纸，就多达40余家，如潮人郑武在河内开办的《中华日报》、《时代报》和《南亚日报》；潮侨张永福和闽侨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日报》和《中兴日报》等。这些报刊不仅促进了新加坡报刊业的发展，亦孕育、催生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如新加坡先后出现的《荒岛》、《洪荒》和《新航路》等20多种华文文学报刊，开辟了华文文学的重要园地。而潮人在新加坡直接参与从事的华文文学创作，他们所创作的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更是直接推进了华文文学浪潮的兴起 现代潮商 潮商的代表人物，从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著名爱国金融家庄世平，到内地富豪翘楚黄光裕，马化腾，再到东南亚，欧洲不少国家的华人首富多为潮商，以及遍布海内外的潮州会馆，潮汕商会，都无不展示了这群低调神秘的潮商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及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