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企业改革案例 [案例]“血拼”新能源



错了吧?” 

    “胡闹!” 

    “这哪是竞争,简直就是玩命!” 

    3月22日,接近中午,最后一个专用信封在公证处代表手中拆开,骚动在北京鸿坤国际酒店6层会议室蔓延,也有人不出声,却神情僵硬。竞标失败者无法保持自己的风度:一个“世界纪录”刚在这家普通的酒店诞生,全球最低的光伏上网含税电价:0.69元/千瓦时。 

    开标的是敦煌太阳能电站项目,中国首个采取特许经营权的太阳能电站。这一轮是价格竞标,虽然私下早有议论入围者肯定在国有企业之中,但国投华靖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爆出的这个“跳楼价”,还是大大超越同行的想像力。 

    至《中国企业家》截稿时,最后的中标者尚未确定,不过这个价格已足以令人担心:太阳能行业的新时代,或将以国企巨头之间的一场破坏性战争开启。 

    实际上,新能源领域“血战”的第一枪早已在风电打响。 

    新能源曾是资本最敏锐的神经末梢,活跃着大量的民间资本。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大批民资与外资纷纷离场,国企获得以压倒性优势席卷这个新兴领域的最佳时机。风高浪急之时,它们扮演“试水者”并无不妥,但随着游戏规则天平的倾斜,传统能源因垄断所生弊病,也将很快传染到新能源领域。 

    价低者得?! 

2009年3月,困窘中的中国光伏行业迎来国内两大市场利好,一是3月26日财政部、建设部联手推出“太阳能屋顶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给予20元/瓦的补贴。另一个就是敦煌项目招标,这是中国迄今最大的光伏电站示范项目,也可能成为今后类似项目的标杆。 

 新能源企业改革案例 [案例]“血拼”新能源

    “屋顶和电站是太阳能应用的两翼,3月份,这两翼恰恰同时打开了。”浙江阿特斯太阳能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瞿晓铧说。 

    不过,电站这一翼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舒展。 

    太阳能电站选址在敦煌市西部的一片沙漠,规模为10兆瓦,约相当于一个中型火电厂,投资为5亿人民币。对以资金密集型为特征的光伏行业,这并非是个了不得的项目,而且虽有补贴,但投资周期长,回报微薄。 

    “敦煌项目的意义不在于标有多大多小,而在于能否参与到其中来。”尚德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雷霆说,“国家可能要通过此项目确定一个基本合理的标杆电价。”谁能中标,无异于获得了一面“金字招牌”。 

    根据媒体所披露的国家能源局关于敦煌项目的复函,一则明确意见是“将以上网电价为主要评标标准,由上网电价最低者中标建设”。 

    “从技术专家的角度,我们一直都反对这种所谓最低价竞标的招标方式,据我所知,能源局内部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一位匿名的评估组专家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 

    项目所在地的甘肃省也不希望“价低者得”。据一位参与投标的企业透露,在某次现场考察时,甘肃省发改委一位官员公开说:“你们如果谁报一个最低价,我们在省里绝对不支持你。”“后来更大的领导发话了,他们也没办法。”这位企业人士说。 

    企业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甘肃省的预期,共有53家购买标书,包括五大电力公司和国内一线的光伏组件制造商,其中18家参与投标。组件商通常与工程公司捆绑竞标。据悉,最初的投标方案是设备供应商最多可以选择三家业主公司,业主公司只能绑定一家设备商,但未想到竞争如此激烈,有行动稍慢的业主公司找不到设备商,后来评委团又修改方案,取消了对业主公司的限制。 

    第一轮投的技术标,参与者都心中有数,这一轮只是“资格赛”。“除非成心碰运气,否则不可能栽在这里,笨办法是找行内几个专家把把关,再笨的办法,根据标书后面所附的预可研稍微扩充一点,谁敢说你不合格?”上文中匿名的评委团成员说。 

    评委团中曾有人建议提高技术的参考价值,例如能否在技术分的前五名中选择最低报价,但类似建议像雪片一样消融了。 

    根据发改委《复函》,投标价格不得高于每千瓦时4元(1兆瓦的用电器每小时消耗1000千瓦时的电能)。不过竞标者们知道,超过2元/千瓦时的报价不会有任何竞争力。13名入围者全部为国企背景,包括国电电力、龙源电力、华电集团、华能集团、大唐电力、中广核等,少数几家大型民营组件商也选择国企为联合竞标伙伴。 

    “我预测可能出现一个吓人的低价,看看竞标的都是什么主就知道了。”开标之前,江苏一家购买了标书又中途退出的企业负责人给本刊记者发来短信预测。 

    国企“不差钱” 

他只猜对了一半。最低价确实吓人,只是报价的业主并非联合竞标,而是单一国资背景。 

    根据《中国企业家》独家获得的一份《敦煌10MW(兆瓦)太阳能特许权项目投标一览表》显示,13家企业中出价最高的是中广核风能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设备的是南京中电,投标电价为1.9208元。 

    江苏百世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比利时Enfinity公司、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提出1.0928元的低价,信封打开,引起一片哗然。百世德为赛维LDK总裁彭小峰投资,有人窃窃私语:“彭小峰玩大了。” 

    但当国投华靖电力控股的价格公布后,短暂几秒钟内,现场曾寂静无声。 

    2008年9月之前,光伏企业自行发电成本约在4元/千瓦时,此后硅材料价格跳水,成本降至2-3元/千瓦时。施正荣、彭小峰等频频呼吁,2012年中国可以实现光伏上网电价成本降至1元/千瓦时,2009年春节前,尚德、赛维、天合光能等6家光伏企业还联合上书有关部委,提交“1元/度”的光伏发电方案,当时在业内已引起不同声音。 

    这次投标结束后,雷霆给施正荣打了个电话,有点哭笑不得地说:“你一块钱一度电的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了。” 

    “我本来估计大部分报价都在1.5元左右,在这个价位竞标是可持续发展的,如今国内太阳能市场真正启动可能又要有一个波折。”施正荣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 

    事实上,13家公司的平均价格在1.42元左右,最接近平均值的是国电电力发展股份公司,其报价为1.43元,所捆绑的组件供应商是江苏阿特斯。“首次招标,公允价格还没有建立,出现大的分歧也是可以理解的事。”瞿晓铧说,“不过1.5元左右已很有挑战性了,是经过努力挖潜,谨慎、精细化经营,才能实现保本微利的价格。0.69元在今天的环境中不是用理性模型算出来,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秘书长石定寰则更不客气,在一次公开场合上他将 0.69元的报价称为“大笑话”。“这完全违背了世界光伏产业发展的市场规律。如果这个价格中标,等于给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希望能源局在这件事上能慎重决策!” 

    开标第二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率60多人的代表团赴台湾参加“两岸太阳光电产业合作及交流会议”。发改委一位重要领导在台湾说:这次敦煌10兆瓦项目的招标,招出了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我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但在我看来他是用一种很兴奋的口吻说的。”上文中匿名的评审团专家告诉本刊记者。 

    不过,0.69元可能也在发改委心理底线之外。为国投华靖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提供组件的是保定天威英利,组件成本占电站成本一半以上,投标价格是双方共同计算出的结果。据说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开标后直接给天威英利董事长苗连生打了个电话,问苗对此价格如何看,苗也说0.69元可能低了点,到0.8元、0.9元更合适。 

    据接近英利的人士透露,英利为国投华靖所提供的组件,价格在9元/瓦,而通常情况下都是在16元/瓦到20元/瓦之间,成本控制特别出色的可做到12元/瓦。 

    国投华靖为何甩出如此低的价格?原因难以猜测。该公司前身为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石化湖北兴化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被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收购,注册地由湖北迁至甘肃兰州。它在甘肃有多项水电与风电投资。 

    “我不赞同采取最低定价招标方式,这对产业发展不利。”施正荣说。他觉得哪怕定在2.5元—1.8元之间,再每年递减也可以。英国曾对太阳能项目采取最低价招标的方式,但并不成功,很快放弃了,“像这样的招标国际上没有成功先例。” 

    据悉,国家发改委已要求国投华靖提供投标价格的支撑依据,即0.69元的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由专家组作出判断是否合理,再交给发改委。发改委此时或许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说0.69元不能中标,就等于推翻了自己所定的规则。而如认同这一价格,那就可能竖起了一个“危险的标杆”。 

    一位发改委内部人士向本刊透露,发改委高层的想法是中国市场足够大,如果谁要恶性竞争,10个兆瓦可以这样搞,放出100个兆瓦、150个兆瓦的项目,看谁还能这样搞得起,市场价格最终会趋于合理。 

    “但领导忽视了一点,有些来投标的确实就不怕赔钱。”他也略有微词。 

       

    产业链垄断 

与太阳能行业恶战相似的一幕,6年前曾在风电行业上演。 

    谈及2003年江苏如东10万千瓦风电项目,多位竞标者仍记忆犹新。那是第一期风电特许权招标,共有6家业主参与,包括华睿集团、华能新能源环保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德国InfraVes、龙源电力集团等。五家公司投标价均在每千瓦时0.6元至0.7元之间,华睿突然杀出,报了个0.39元的低价,业界为之震动。 

    据说当时国家发改委曾力劝华睿退出,认为此价格根本无法运营,但华睿一再坚持。后来发改委提出若非做不可,由于价格太低增加了风险,需要追加8000万保证金。华睿提出这增加了自己的资金成本,中标价格需要调高。最终协调结果是发改委承认华睿中标,华睿增加保证金,但中标价格调至0.436元。 

    华睿作为民营企业,通过行政审批进入新能源发电领域,价格是它的惟一利器,而发改委也承诺过谁价格低谁中标,但这次招标的结果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自此“价低者胜”的原则在风电领域沿袭数年,并且项目逐渐向中国国电集团下属的龙源集团以及华能集团等国有大电力公司集中。2006年1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业界称为“7号文”,其中规定:风力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招标形成的价格确定,也就是说,并没有采取固定电价,而是保留了特许招标方式,价格仍是竞标人排序的最重要因素。 

    就在“7号文”后颁布后举行的风电第四期特许权项目招标中,参与投标的17家开发商悉数为国有企业,前三期招标中曾热情百倍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只作壁上观。 

    据一位接近华能的人士向本刊透露,某次竞标中,华能以几厘钱的微弱差距输给另一家电力企业,华能高层得悉大为震怒,斥责投标团队:“挣钱挣不到就算了,赔钱也赔不出去?” 

    该人士曾在多个场合听到大型国有企业投标团队议论:就算某某项目收不回来,顶多一年就赔2个亿。对他们“赔本赚吆喝”动机的猜测集中于两点: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呼之欲出,届时将强制要求火力发电企业必须拥有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二是熟悉国家产业政策的“脾气”,如果全行业亏损,国家很可能再次调整风力发电定价办法,或者注资救火。 

    就风电而言,龙源集团的地位已难以撼动,但光伏电站领域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制造是民营企业在新能源中最活跃的环节,也是他们优势所在。向下游电站移动,更多考虑的是战略布局。“我们毕竟是一家制造型企业,与投资电站获取利润的方式不一样,如果让我拿周转的制造资金去长期投入,沉淀下来,对我们是巨大的挑战。”雷霆说。对他们而言,真正的威胁并不在于无法进入电站领域,而是过低的竞标价格会挤压自己的利润空间。 

    “现在正值国际光伏市场严峻的时候,国内市场刚刚启动,就开了这样一个头,”上文中匿名的技术专家摇着头说,“电站肯定要压组件商的价格,一两个项目还可以赔本赚吆喝,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像风电那样成为常态,设备质量如何保证?技术进步的动力又在什么地方?” 

    在风电领域,为保证低价竞标成功,除过高估计风能资源和上网电量外,最常用的做法就是低估设备价格、风电机组的基础成本、削减运行维护费用。 

    民企面临的另一大威胁是那些以低价占据了终端资源的大型国有企业,反过来又雄心勃勃构筑自己的制造能力。 

    “国电在做硅材料,华能和大唐也想进入风机,它们之中多数都有这种想法,只是走得快慢各有不同。”上文中匿名的江苏光伏企业负责人忧心忡忡,“如果他们都建立了制造能力,我报价再低也不会要我的,国内能源市场的放开就永远不可能了,那将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垄断。” 

    2008年底的一次经历让他感觉自己并非杞人忧天。他和某大电力公司高层一起在西北考察,途经一个很大的风机叶片厂,对方突然问他:你觉得这个叶片厂未来会怎样?他反问对方什么意思。“在我眼里,它以后就是我们的了,等到没人要它东西的时候,我就把它收了。” 

    这番豪言令他顿生寒意,“实话讲,我们这些民营光伏行业,这几年发展太快,多数都在海外上市,谈起财富,动辄就是几十亿,好像扬眉吐气,但当面对传统国有能源公司,我们的综合优势和人家比都不是一个量级,而且他们未来都可能是我们的客户,在人家面前我们立刻矮了半头。” 

    新能源产品的应用主要还需通过传统能源垄断的销售渠道,不仅风电、太阳能需要电网支持,生物质能源中的明星燃料乙醇,销售必须进入中石油、中石化的加油站,有它们参与才能形成从投入到产出的循环,大批民营燃料乙醇制造商都希望身后能有中石油、中石化的影子,这样至少项目更容易从发改委拿到“准生证”。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民营资本和外资在新能源领域节节败退。2009年1月正式实行增值税新政,取消了对部分外资企业的优惠,导致数家外资撤离风电,如BP风能亚洲公司终止与金风科技合作,日本株式会社原弘产退出了湘电风能公司,英国瑞尔公司也退出无锡瑞尔竹风公司。由于资金枯竭,山东、福建大批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企业陷入停产倒闭窘境,有余力迈进的仍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粮集团四家大型国有企业。 

    至于太阳能,这个曾数次在中国制造财富神话的行业,将来是否将换一批主角,犹是未定之数。 

    (本刊记者陈建芬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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