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去年9月，随着美国雷曼兄弟的垮台，德国住房信贷机构等金融机构开始遭遇困境，但最初，德国国内上至总理下至百姓对此次危机认识不足。直到去年第四季度德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同比增长数字出现了负数，为-1.6%。作为出口核心的制造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第四季度产值同比下滑了8个百分点，此外零售、餐饮和交通行业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速也为负数，为-0.6%。为了应对危局，德国政府态度急转，分别于2008年11月5日和2009年1月14日出台了两套经济刺激方案，将出资5000亿欧元用于救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有750亿欧元用于对德国企业的担保，而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将是德国政府的一个重点担保对象。
从德国政府这两个洋洋洒洒的救市方案，不难看出，其带有很强的救急刺激和反经济周期的味道，而绝非可保障德国出口导向经济的长久之计。此次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德国百病缠身，甚于美国。究其原因，则是德国模式本身的结构性痼疾所致。
首先，德国属于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国家，将发端于德国的俾斯麦社会保障和福利模式奉为圭臬。形成了以社会养老等五大社会保险分支为主干，囊括了育儿、教育、住房津贴、青年补助、社会救济等一整套包罗万象的高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支出已占GDP的1/3；高福利带来了高国债、高税收、高成本、低竞争力、出口竞争力下降、低赢利、高破产率、低消费、区位优势丧失、国内投资不振、资本和产业外移等种种弊端，最终荼毒经济，造成低增长；而过分强调劳工保护，使得德国劳动力市场僵化；高失业，使经济和出口在全球化压力下陷入恶性循环。
其次，科研投入和方向选择的偏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使得德国经济缺乏持续和连带的增长点。德国得以连续蝉联出口冠军的桂冠，得益于对实用技术的开发，“德国设计、他国制造”曾是德国人引以为傲的口号。但是，德国自1960、1970年代开始的将科研重点过分囿于制造业相关实用技术的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尽管这一选择对保持德国在其传统强项化工、电子、汽车和机械制造行业的出口优势颇为有效，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新兴技术如信息技术等方面科研和教育的忽视，导致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的竞赛中完败于美国等，被迫大量引入相关人才。尽管目前德国在能源和环保技术方面具有相当领先的地位，但仍不能成为独树一帜，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随着中国等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技术赶超，德国技术面临强大压力。
再则，在经济管理上，作为欧元区的一员，其货币主权的让渡使得德国政府在危机面前可用的手段捉襟见肘，加上为维护单一货币欧元，德国必须遵守包括财政赤字不超过3%，公共债务不高于60%等欧元区标准，实际上压缩了德国政府应对危机和持续发展可用的财政政策操作空间。
最后，两德统一和快速的欧盟东扩，使得德国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德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出口、强调自由竞争、欧洲一体化的积极倡导国，也不愿扶助深陷金融危机泥沼的东欧国家。
尽管德国国内普遍认为，金融危机说明了以英美为首的盎格鲁撒克森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和德国模式的优越，但从长期来看，如不深刻改革，以社会市场经济为核心、高福利、重出口的德国，其出口冠军地位终将不保，终结者不是金融危机而是其本身的结构性缺陷。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欧盟协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