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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3月21日报道，天津大学校长龚克透露，曾有一家排行榜的制作机构找上门来索要“赞助”，遭到学校拒绝。南开大学也曾拒绝与排名机构“合作”，该校新闻发言人告诉记者，学校接到过不少类似的来电及传真，明示或暗示校方提供“赞助”，可以换取排位的上升，但学校一概回绝。
这是短短一周内，连续三所学校校方公开批评大学排行榜——3月17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很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污染着“学术空气”——由此把大学排行榜再次推向风口浪尖。 事实上，从我国大学排行榜推出之日起，质疑就如影相随，具体包括三方面。首先，大学排行榜制作、发布混乱。从学术角度说，任何研究者只要感兴趣，都可以研究大学排名，但是发布大学排名，却必须有一定的资质要求。我国大学排行榜的发布、制作，近年来走向泛滥、鱼目混珠，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要求，几个研究者，搞出一套“标准”，弄出一个大学排行榜，然后联系网站或报纸，就可发布自称“权威”的排行榜。 其次，大学排行榜指标不科学、不合理。从国外大学排行榜的制作看，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每每排行榜发布，都会引起争议，原因在于衡量大学发展的指标十分复杂，指标选择不同、赋予权重不同，结果大相径庭，因此，就是排名第一的大学，也经常呼吁受教育者谨慎对待大学排行榜，不宜以排行榜作为选择大学的标准。就我国大学排行榜而言，由于大学制度本身的不成熟，排行榜的科学性、合理性更存在严重问题，不少排行榜都以学校办学规模（包括学生规模、校园面积、教师数、论文数、经费数、获奖数等）作为评价指标，这种指标选择，与学校追求高大全，注重外延发展，不强调内涵质量“相得宜彰”，在我国大学排行榜体系中，美国不少被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会因为学科少（不齐全）、学生规模少（只有寥寥几千人），而名落孙山。另外，就数据收集而言，不少排行榜获得的数据，是从学校网站下载，并未获得学校授权，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很难保证。 再次，大学排行榜潜规则盛行。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受教育者选择学校、社会机构选择教育合作方，需要更充分的教育信息，科学、规范的排行榜制作，确实可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是由于如此，不少人看到大学排行榜制作的商机。本来，在商言商，排行榜制作机构如果能努力提高排行榜数据收集的真实性、客观性，努力提高排行榜发布的规范性、科学性、在社会竞争中树立自己的品牌，这对推动教育发展，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好的教育信息服务，不无裨益。可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排行榜机构，却大搞“钱名交易”，要么赤裸裸地向学校要赞助，要么变相提出对学校进行咨询，也有一些学校主动联系排行榜机构，希望通过赞助等方式获得更好的排名。当一个排行榜可以根据排名对象向机构提供的赞助而更改排名（与之对应，修正排名指标、权重、具体数据）时，排行榜本身已变得毫无价值。 在对排行榜的以上质疑声中，我们常听到两种建议，一是取消民间排行榜，二是让排行榜充分竞争，在竞争中逐渐优化。取消排行榜的建议，很难实施，从教育评价角度说，培育并发展社会中介参与教育评级，当是教育评价的重要方向，“取消”并不符合这一趋势。而让排行榜浪里淘沙，靠竞争生存，自然从无序发展到有序，笔者也并不乐观——排行榜发展的现实表明，近年来排行榜的科学性、规范性没有丝毫进步，反而潜规则更加盛行。可行做法，在舆论监督之下，排行榜的制作、发布要引入法律监督，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这样排行榜的公信力才能“硬朗”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