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G20公报对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如何消除这些根源，并没有达成共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剑 G20伦敦金融峰会闭幕后，国外一些政要和媒体纷纷认为峰会的成果“出人意料”。 的确，本次峰会在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加强金融监管、巩固全球金融机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达成了许多重要的共识。然而，这些共识可能只会起到治标不治本的效果，即能够对缓和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好处，但还不足以摆脱危机。 流动性毒瘾 众所周知，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那么，又是什么引发了次贷危机呢？究其根本，是美国的债务危机。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美国的债务年均增长率约为6%，而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到2007年，美国的显性债务高达53万亿美元，隐性债务则更高得惊人。而GDP为13.8万亿美元，两者之比为3.8。从2000年至2007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年均增长率高达15%，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3%。债务危机造成了支付危机，2007年，当房价上升到一定高度并伴随利率重设时，一大批次级房屋按揭贷款人群便出现违约，从而导致房地产这一核心资产价格的暴跌，于是爆发了次贷危机。而资产价格的暴跌，使得原来沉淀在固定资产中的资金变得不可变现，从而导致流动性紧缺。缺少了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就像没有水源注入的河流，导致金融产品价格的暴跌，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这其中，金融衍生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IMF和世行注资1.1万亿美元，以及其他刺激经济的措施是G20伦敦金融峰会取得的最耀眼成果。但对此次峰会仍要持谨慎的态度，理由其实很简单：以前是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固定资产、股票和金融衍生产品的价格，金融危机造成资产价格的暴跌和流动性不足。现在的解决办法又是继续注入流动性，一不小心就会进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好比一个吸毒的病人，身体已经垮了，急需治疗，可他痛苦难耐，根本不配合治疗，于是有的医生就会让他再吸一些毒品，让他稳定下来，之后再治病，再戒毒。所以说，现在注入流动性，只能是权宜之计，紧接着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不然就会进入新一轮恶性循环。 可惜，与会各方对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如何消除这些根源，并没有达成共识。 “绝对权力”——印钞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犹如脱僵的野马，肆意奔腾。之后的美国各届政府也放开手脚大力推行信用经济，使得美元、金融衍生品在全球泛滥，美国也因此债台高筑。与之相伴的是，信贷与储蓄失衡，消费与生产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说通俗些，就是泡泡越吹越大。 当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据统治地位时，美国也就拥有印制美元的“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是不受民主和法律制约的，这必然会酿成祸患。美联储不久前购买3000亿美元国债和8500亿美元“两房”债券，以及今后所需的更多救市资金，都要靠美国去开动印钞机。如此一来，身处通缩困境的人们，又要开始为日后的通胀而担忧了。 世界经济似乎要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文章，至少表明了中国想跳出这种循环的意愿并给出了办法，这引起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美国反对也在情理之中，要放弃“绝对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核心利益，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看来，更多的期待还要等到下一次G20峰会了。 美科技创新能力衰退 本轮金融危机除了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美国科技创新能力及其产业的衰退。 美国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曾说：“世界经济依赖美国经济，美国经济依赖消费者，消费者依赖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依赖30～40支股票。”其实，萨默斯还没说完，支持这30～40支股票的是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发展。 关于经济危机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总结出了“创新—长波”理论：技术创新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周期的主要因素。而另一个美国人门施也总结出了“逆相关”理论：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因而认为经济萧条是创新高潮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不断衰退，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锐减，特别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后，美国一直缺少新的科技创新突破来引领经济增长。于是不得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投资和消费，用消费增长和房地产繁荣来拉动经济，从而加剧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泡沫越吹越大。 争夺未来经济发展主导权 G20伦敦峰会还取得的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成果，就是20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方面表明了共同的原则和立场。 公报第4条指出，增进全面的、绿色的以及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公报第6条指出，要加速向“绿色经济”的转型进程；公报第27条指出，各国同意以最佳的方式使用财政刺激计划的资金，以达成帮助经济有活力、可持续且绿色复苏的目标。各国将进行变革，转用清洁的节省资源和低碳排放量的新技术及基础设施；公报第28条指出，在化解气候不可逆变化威胁方面的承诺，依据是各国负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我们将致力于在2009年12月于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协议。 这实际上在为未来世界经济模式打下伏笔。 气候变暖固然会对未来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但这毕竟是一个需要经历漫长过程才能解决的问题，主要西方国家在当前资金已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既有借此夺取应对金融危机领导权的眼前考虑，更有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长远打算。在建立绿色经济的过程中，涉及关于“绿色”的技术、产业、市场、贸易、金融等一系列问题，其中的游戏规则由谁来制订、谁来主导是关键。奥巴马刚上台就一改前任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政策，多次表示美国要重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世界领导地位，其深刻用意不言而喻。 如果说中国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更多的话语权，受到各国重视的话，那么在重塑未来世界经济中，中国将面临重大的挑战，当然也有机遇。首先，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国，将来还有可能成为第一大排放国，减排的国际压力和任务非常艰巨；其次，中国的低碳技术水平还相对较低，产业升级的规模和难度大；第三，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一些部门和地方对发展绿色经济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 金融危机之下，世界经济增长放缓、需求降低，但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应珍惜这一机遇期，加大绿色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力度，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同时，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活动，参与未来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制订，以使我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