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气质》受到东西方读者的共同称赞，它的成功代表了西方列强对于东方国家和人种进行精神奴役的成功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摩罗 1906年的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一位叫史密斯的人写信说：“我很快乐地读了你的两本大作，迥非他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 也就是写信的这一天，罗斯福刚刚接见了德国驻美大使，后者对他说，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中，《中国人气质》是最好的。 《中国人气质》，就是罗斯福在信中提到的史密斯“两本大作”之一。 写了些什么 《中国人气质》是一本描述中国底层人性格特征和文化习俗的散文化读物。作者史密斯是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中文名字叫明恩溥。史密斯1845年7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872年，偕妻子来华传教，侨居中国五十多年。史密斯完成《中国人气质》那一年，已经具有22年的中国生活经验。 1890年开始，史密斯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描述他对中国人的观察与发现。文章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产生了较大反响，读者纷纷要求作者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1894年，文章结集为《中国人气质》，由美国弗莱明公司在纽约出版。一经出版，反响热烈而又久远，很快就有了法语、德语、日语译本，一时风靡西方世界。 《中国人气质》主要写了些什么？全书除绪论外，共有27章。每章标题依次是：1面子，2节俭，3勤劳，4礼节，5缺乏时间观念，6忽视精确，7误解的才能，8欺瞒的才能，9柔顺的顽固性，10智力混沌，11麻木不仁，12轻视外国人，13缺乏公共精神，14守旧，15不讲究舒适和方便，16生命力，17忍耐与坚韧，18知足常乐，19孝心，20仁慈，21缺乏同情心，22社会台风，23连坐受罚、互相牵连，24互相猜疑，25缺乏信任，26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27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的需要。 为什么而写 史密斯作为一个传教士，他来中国的目的非常明确也非常单一，那就是把上帝的爱送给中国人，用基督教拯救愚昧的中国。 不难想见，来到中国后，史密斯看待一切问题，一切人，一切现象，都是用这种传教士的眼光，也就是看它跟基督教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评价一切问题，一切人，一切现象，也都是用这种传教士的标准，也就是看它接受基督教究竟具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够跟基督教沾边的，具有接受基督教的可能性的，他就给予好的评价，反之，就给予愚昧的、落后的、邪恶的评价。 中国对基督教的接纳速度，离史密斯等传教士的要求永远还有巨大的距离。为了加快基督教的传播进程，史密斯等传教士喜欢把中国社会的一切都说得一团漆黑（因为没有上帝之光的照耀），而驱逐这一团漆黑的唯一可靠力量就是基督教，就是上帝之光。这样的宗教使命，成为了史密斯的功利目的，这样的功利目的，成为了史密斯一切言行的出发点。 所以，《中国人气质》所罗列的中国人26种特性，并不是一个文学者的文化诊断，而是一个基督教用心良苦的布道的铺垫。当我们跟着史密斯神父爬完这26级愚昧、黑暗的台阶之后，第27级台阶突然无比宽广、一片敞亮，因为史密斯神父在那里迎接我们，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而站在史密斯神父身后的，就是上帝本人（或者说本“神”）。 包装了什么 《中国人气质》一书的结构，也是为史密斯的传教意图服务的。书的主体内容是描述中国人的26种特性，书前的《绪论》和最后一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的需要》像两张包装纸，将全书的内容包装为一个整体，所突显的主题还是那句老话：中国需要上帝的拯救。 《绪论》是第一张包装纸。这张纸上写着：“当阻止我们西方人自由进入这一帝国内地的障碍被扫除后，西方基督文明将会发现，展现在它面前的并不是一个野蛮的、尚未开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衰弱不堪、弊病重重的古老文明。不过，这一古老文明仍有一些方面应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文明竞争中，西方基督文明将不得不在这一富有怀疑精神同时又极为聪明的民族中大力鼓吹升入天国的信仰，使他们相信在公共与个人的伦理道德上，这种信仰能比眷恋尘世的低级信仰提供更有效、更切实的保证。唯有如此，基督文明才能为自己在中国开辟一条通道，使自己获得进一步的拓展。”这段话是埃尔金爵士在上海商会的讲话，许多年过去之后，被史密斯引来作为他的第一本著作的《绪论》的结尾，因为他认为这段话是“正确的、中肯的”。 作者一面强调自己在中国仅仅留居过两个省，不足以了解中国的全面情况，一面又说：“书中所讲的许多特性不仅仅来源于作家个人的经验，而是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时候所得经验的总和。”这就是说，这本书是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几百年来所有经验和研究的集中表述，那当然是权威中的权威，无需加以质疑。 作者为了避嫌，特地说明本书“目的不是企图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作为一个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朴实地报告他的所见。由于这个缘故，没有作出中国人的气质可以由基督教进行改造的推论，并不假定中国人全然需要基督教。”但是紧接着的一句话却说：“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治疗那些缺陷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作者将他隆重推出的结论含蓄地表述为“一个有趣的问题”，多少显示了他作为幽默滑稽大师的特性。但是这种含蓄的表述方式，这种幽默滑稽大师的风格，即使是身陷此种缺陷中尚未得救的愚昧中国人，也不难读懂。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第二张包装纸，这张纸上所写的关键词，上文仅仅引述了一半，为求意思完整，我把刚才隐去的那一半补充进来，将整个句子完整地引用一次。作者说：“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需要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家庭和社会中，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各种需要全部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的一种需要。” 为什么这些在黑暗的东方挣扎的野蛮人，一旦有了基督教就能得到拯救呢？在作者看来，野蛮的东方没有一种力量吸引人们追求光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则时时都在引领人向上飞升。史密斯郑重地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两者是一个东西，因为良心即是人格。人们曾评价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就像他的乐器一样——规矩，正直和高贵。在中国，能够遇到这样的人物吗？……基督教文明的最美好产物，是它所创造的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并不罕见……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这样的人生，把真诚的爱献给了他人的利益……” 影响了谁？ 《中国人气质》诞生以来，对于中国精英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马君武、潘光旦、李景汉等等硕彦鸿儒，都非常认可它对中国人的描述和评价。鲁迅更是以此作为他展开国民性批判的最基本的文化资源，受用终生。 国内外研究鲁迅的学者普遍认为，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奠定了鲁迅的世界观，美国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中国人气质》中文本的原名）深刻影响了鲁迅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进行反思的视角。鲁迅一生的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都与《支那人气质》具有某种血肉联系。比如，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诚”和“爱”，中国人具有麻木、撒谎、欺骗等等特征，这跟史密斯的观点一脉相承。鲁迅小说中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寒伧、灰暗、滑稽的描写，跟史密斯著作也如出一辙。 最近十几年，中国先后出版了这本书的五六种译本，它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力再一次暴涨。 1890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开篇说，西方列强想征服东方国家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国家政治如何腐败，纲纪如何紊乱，官吏如何渎职。西方列强想奴役一个人种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人种性格如何野蛮犷悍，教化如何堕落黑暗，风俗如何腐化糜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全世界的仁慈之士都想施之以拯救之恩，蛮横之士都想趁机征服之奴役之改造之。
史密斯究竟是仁慈之士还是蛮霸之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他的著作都参与了这场强大的“舆论攻势”，是文化殖民运动的一部分。《中国人气质》受到东西方读者的共同称赞，它的成功代表了西方列强对于东方国家和人种进行精神奴役的成功。 梁启超青年时代一直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研究，但是他一辈子没有提过史密斯。当下的中国人，应该睁开梁启超式的慧眼。 链 接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又作明恩普。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其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他在鲁西北传教30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有的在美国多次重印，有的被译成其他文字出版。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