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14日媒体传出默多克提出离婚的消息，邓文迪的新浪微博已停止更新了好一段。作为拥有160万粉丝的大V，邓文迪的认证信息上只写着简单一行字，“电影《雪花秘扇》出品人”。在微博上，邓文迪爱以“我的朋友×××”来称呼她的那些名人朋友，从好莱坞巨星到世界传媒大亨……英文里有个单词叫name-dropping，形容的就是这种略提知名人物以示相识来提高自己身份的举动。 不过，邓文迪也许对此说法根本不屑，她本人就是名人。在广州医学院临床医疗学系念书时，她学习成绩平平却擅长体育和社交，也是跳交谊舞的高手。近30年后，她依然热爱交际，并且在微博上本性一览无遗。她爱在微博上发纽约家中的四时照片，她的窗口可以眺望整个中央公园，2004年默克多以4400万美元买下此公寓。 按照世俗对金钱与权力的看法，考虑到邓文迪的出身，假如这不叫成功，世上也许没有比她更成功的女人了。所谓“母以子贵，妇以夫荣”，邓文迪的“成功”与她跟默克多的14年前的一纸婚书有关，但要把邓文迪当作中国女性成功学的例子来讨论，我觉得，毋宁说是一个自作多情的误会。
首先，何谓“成功学”？国产“成功学”简而言之就是教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最简单的方法，获得最大“成功”（主要是经济上）。在邓文迪身上，按照《福布斯》杂志上一篇文章怨毒的说法，就是“攀附权贵谋求上位、贪慕财富，甚至在床榻之侧一路攀上人生巅峰”。然而，在当事人从未直接说明的情况下，当初的结合到底是“真爱”还是“爱情买卖”，外人是无从置喙。婚姻从来就无法以外界观感来判断其质量，而异性恋男女步入婚姻殿堂，总是在对感情、性、生育与经济联盟等各种参数谨慎考虑后作出的选择。世间干练、精明的女人何止万千，都说邓文迪工于心计，但默克多岂是等闲之辈？ 其次，邓文迪出生在中国，但她的成功跟中国没有关系；她的“梦想”几乎都是在美国实现的。她与默克多结婚前的婚恋历史为人诟病，只因她与外国人的几段交往，被一些人看做是为获得绿卡和学习机会而“举止轻佻、行为放荡”。相对于外界对其私人生活领域的放大镜式窥探，邓文迪作为女性在学业和职业生涯上的付出，她在耶鲁求学的经历，根本不值一提。假如她“嫁入豪门”后选择低调，过那种隐忍、顺从的主妇生活，也不会引起如此大争议。可是，一旦邓文迪选择相夫教子，她就不是邓文迪了。而默克多对邓文迪事业上曾经的支持也很不“中国”，这一点，对比一下最近“张艺谋超生”的新闻就清楚了。 事实上，邓文迪的成功是“中国”女人无法想象的，她是一个“跨国”女人。离婚消息传来，有本地媒体以“默克多终于兵败中国”为题评论之。一方面，邓文迪的声名，的确随新闻集团日益垄断全球传媒版图而远播。另一方面，吊诡的是，没人把默克多跟上一任太太的婚姻看成他“进军美国”的胜利或失利，邓文迪这个女人却作为符号成了中美商业利益交换的中间物—“中美共治”的想象之下，出于外部资本攻城略地的恐慌，许多人终以女性和性别议题来偷渡国族焦虑。 尽管如此，邓文迪的成功从哪个角度看都与女权无关：她既没有打破职场传统的性别结构，其“上升路径”也没有给其他女性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考和行动资源—对那些不以性、婚姻和生育作为“上升”手段的女性而言，尤其如此。邓文迪数十年孜孜不倦、梦寐以求并且最终获得的，也是一纸离婚诉状可以瞬间收回的。即便新闻集团“窃听丑闻”后，英国议会听证会上护夫心切的一巴掌，也只不过是冰冷商业帝国的柔性点缀，无法撼动惯性巨大的、由男性控制的传媒业，更无法撼动“子承父业”的男性传统。 在这个时候，讨论默克多给出的离婚补偿8亿美元还是10亿美元，实际上罔顾了更大的结构问题，这就是无论贫富，面对女人个体挑战的“野心”，男权从不会坐以待毙：王国一早规定了由男性长子来即位，而公共领域给女人的选择并不多。仅以传媒业为例，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历时两年，对全球60个国家的逾500家新闻机构进行调查后发现：73%的媒体高层管理职位都是由男性担任，女性只占27%，新闻记者中女性只占36%。我们聚焦于女人或男人的个人经历、聚焦其作为个体的成功或失败，不如讨论文化、政策和法律制度是否为女性和男性获取成功创造了同等的条件。 当作为整体的男性和女性尚未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时，我们是万难苛责于个人的。假如你不认为默克多离婚是一个男人的失败，那么，有什么理由把邓文迪的暂时失意看做一个女人的失败，甚至是强势女人“应得”的“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