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今年上半年完整的经济数据仍未发布，但是，今年一季度以及4月和5月的经济数据已然表明，我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状况很不乐观。 对比去年底，在政府临近换届、欧美初步告别债务危机之下，我国从地方政府到民间均信心满怀，地方政府纷纷酝酿并推出新一轮投资计划，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则短短3个月狂升逾20%，甚至连持续处于政策高压之下的房地产亦再显盎然生机。理想与今天现实巨大的反差，反射到宏观经济层面，即为“非预期性回落”。其实，所谓非预期性回落，不过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和爆发。而要扭转当下已呈结构性的经济低迷，则不妨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上汲取经验。上世纪90年代末，面对由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低迷，其时我国通过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和教育改革在内的存量改革，并辅之以银行业改革和货币政策宽松，最终将我国经济重新拉回到快车道，而在2008年次贷危机和2009年末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低迷，此时我国存量改革的空间已明显收窄，而仅能依赖货币政策宽松和财税政策倾斜并举的大规模投资刺激。事实证明，后一阶段缺乏改革（尽管以技术层面改革为主）支撑的经济低迷应对，其结果是不甚理想的，我国经济仅在2010年昙花一现之后，旋即就进入持续低迷状态。 那么，在今天，在技术层面改革空间已不大（当然部分仍有优化的必要）之下，在2009年过度刺激所引起的后患至今仍未消除之下，我们还能持续这种透支式的经济刺激拉动吗？据日前业内专家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所形成的共识，主要缘于两大因素：其一，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已显著提高；其二，目前低迷的经济局面，更需要新一轮体制改革来扭转颓势。 应该承认，自新一届政府履新以来，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现状，其整体认识是冷静的，局部措施亦是到位的。这种冷静体现在，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刺激冲动，持续坚守偏中性的货币政策，明确表态提高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到位的局部措施则包括，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加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说，本届政府已经跳出技术层面改革的框框，并明确摒弃透支式的投资刺激思维，且在对上述技术层面改革优化的基础上，已然启动了一些涉及体制层面的局部改革。 但是，客观而论，这些局部改革虽然方向性到位，但是仍不全面，实践效果亦给力不多。比如，深化行政职能改革，不仅需要大部制改革和减少行政审批，更需要更为透明且更具可操作性的《预算法》以及民间第三方机构的广泛参与作保障；再如，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存在结构性落差之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度破题，显然需要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前提条件；此外，包括房地产调控、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技术层面改革，在住房信息不联网、官员财产不公开之下，很难从根本上杜绝权力寻租所导致的政策扭曲。 必须警醒的是，在我国人口红利已不再、此前改革红利已用尽、外需弱化更已显著之当下，医治当下经济之病，仅用经济之药已远远不够，而是要用外科手术进行根治，激发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仅凭局部体制层面的小修小补亦无济于事，而是必须系统推出、并深化执行新一轮体制改革——这其中，核心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职能改革以及制度性反腐等。
该破不破，发展难立。良药已无多，须动大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