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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坊：中国旧时经营丝绸、棉布、纱线和毛织物染色及漂白业务的作坊。
染坊，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行业。起源很早，唐已盛行。旧时称为“查青邱”，江湖上谓之“悲丝朝阳”或“浸润朝阳”，称染匠为“赚趾”。永安本地民间，很早就以葛藤、黄麻、青麻、苎麻等织“夏布”染色为衣。 古时，人们以山中的赭石、丹砂、绿矾等天然有色矿物研磨成粉，用来涂抹衣物。这表明原始形态的染色，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据《周礼·天官·染人》记载：“凡染，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秋功。掌凡染事。”意思是，染人负责染丝帛。凡是染色，春天煮练曝晒丝帛，夏天染黄赤色和浅黑色，秋天染彩色，冬天进献染好的丝帛成品，并掌管好一切染色的事务。周代，各地应用石染、草染、木染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官府设有掌草、染人等专门机构，负责分管染色工艺的各个环节，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染整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染作业已非常兴盛。 随着染色业的发展，我国许多主要的染料，如蓝靛、茜草、茈草、红花、黄枙等染色植物，已多数由野生采收改由人工种植，成为早期农业中的重要经济作物。古代先民不仅掌握了媒染、剂染等技术，还创造出“一染縓、再染窥、三染纁”的多次套染法。其间，红、蓝、黄“三原色”均已获得，并依此调配套染出五颜六色来。我国的考古专家，对现存出土的周至秦汉纺织品的色象做过粗略统计，有浸染色29种，涤染色7种，尤以绛紫、烟色、墨绿、蓝黑、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染品用色厚重，立体感强，无渗透污渍，纹饰清晰，全幅印到。永安境内时称“浮流”，属闽中郡。土著闽越族人虽生产力低下，然而也掌握了基本的染色技术，在运用本地染色资源等方面，可能还优于汉族。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避乱南渡，部份入境沿江而居，这对本地疆域的开发和染色技术的提高，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在靠近城市的地方种一顷红花，当年的收入相当于三百匹绢，外加两百斛米。而“种蓝十亩，敌谷田一顷。能自染青者，其利又倍矣。”唐宋时期，朝廷置少府监，属下设织染署。封建帝王将服饰颜色作为区分尊卑、贵贱、贫富、善恶的标志，明文规定皇室服赭黄色，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庶民服白，商人服皂。“上可以兼下，下不得僭上”，等级极其森严。因此，练染之作开始分色而坊。如“红坊”，只染大红、露桃红。“漂坊”，只染建黄为白。“蓝坊”，只染天青、淡青、月下白等。“杂色坊”，限染黄、绿、黑、紫、水墨、古铜、血牙、驼绒、虾青、佛面金等色。官府的限色禁令，虽阻碍了染色业的全面发展，但对各染坊起到规模化、专业化的促进作用。至宋元时，福建已是南方最重要的丝绸产地之一，染色业与之齐肩并进。闽北的“建阳锦”、“建宁锦”等因质地柔软，色彩缤纷，图案富丽，成为贡品，并大量外输。 明清时期，永安境内已有肩挑染担走村串户。而后，有江西丰城、南城一带的人，在城内开设染坊。由于本地境内染色资源十分丰富，如蓝靛、茜草、枙子等几种主要染色植物遍布山中，吸引了大批汀州府人前来采摘、种植和制作染料，他们被永安人称为“采蓝家”和“靛青客”。蓝靛，俗称“大叶青”，学名“马蓝”。茜草，又名“红根草”或“入骨丹”，本地山野乡民时用它来染“红蛋”，故又称“染蛋藤”。两种染草，均丛生于山野坡地上，后改由人工种植。蓝草有五种，即茶蓝、蓼蓝、马蓝、吴蓝、苋蓝等。“采蓝家”清乾隆年间（1736—1795）上海染坊已有分工，按所染色的不同，分蓝坊（专染天青、淡青、月白等色）、红坊（专染大红、露桃红等色）、漂坊（专漂黄糙为白）、染色坊（专染黄、绿、黑、紫、古铜、水墨、血牙、驼绒、虾青、佛面金等色）等。 在永安种植的主要是茶蓝，亦可称为“菘蓝”，以茎段繁育，余四种为种播。永安种植茶蓝的方法是在秋冬收获时，将茶蓝的叶子全部剥去，茎杆除去头尾，仅留靠近根部的老节，略经晒烤后埋藏在土中，有点类似甘蔗、木薯的种法。春天时，种蓝人放火烧荒将杂草除尽，以锥锄挖成斜洞，间插种苗，待六月时节即可收获。“蓝靛客”收购原料后，将茎和叶放入作坊的缸中浸泡七日，待浸出蓝汁后，加入少量石灰，经反复搅拌静待凝结沉淀。最后，撇去浮沫晒干，称为“靛花”或“靛青”，质量最好的叫“标缸”。染料少量卖给本地的染坊，多数船运外销。永安及闽地产的蓝靛在全国质量为最好，且数量、品种最多，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大加赞赏。长期以来永安靛青是周边和外销首选的上佳染料，并可以抵官府田赋，缴交户部。 染坊供奉梅福、葛洪为行业祖师，两人合称“梅葛二圣”、“梅葛二仙”等，永安染匠尊其为“染布缸神”。梅福为西汉末年人，曾任南昌尉，后出家修道炼丹，宋元丰年间被神宗赵顼封为“寿春真人”。葛洪为东晋著名道士、医学家和炼丹术家，著有《抱扑子》一书，内详载各种炼丹方技。民间传说，梅葛二仙曾化作跛脚行乞。为感恩于一对青年夫妇的施舍，他俩在酒足饭饱之后唱道：“我有一棵草，染衣蓝如宝；穿得花花烂，颜色依然好。”两人手舞足蹈、边唱边跳，周围瞬间长出许多小草。青年夫妻听闻草能染衣，便割了几筐放在缸里，过了数日仍不见动静。不久，两位跛脚汉又来借宿喝酒。临走时把剩酒和残汤全倒入缸内，顿时缸水全变成蓝色。二仙告诉说：“水蓝是蓝靛草变的，染衣可永不变色。”小俩口高兴地用它来为乡亲染布。此后，人世间便出现了染布业。该行在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即“梅葛二圣”的诞辰，都要举行祭典。 染坊，有“大行邱”和“小行邱”之分，清朝末期还出现了“洋色邱”。大行以染成批匹布、单色、印花等为主，形成流水线、规模化生产，各道工序分工非常明确。小行以染零星杂色布料及旧衣为主，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拿得起。而“洋色邱”，是指专门使用外国进口染料的染坊。“缸中染就千机锦，架上香飘五色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为了维护本行的利益，逐渐形成了染匠的隐语切口。如，他们称染料为“膏子”，赭色为“衣黄”，浅蓝为“鱼肚”，靛青为“烂污”，滕黄为“蛇屎”，铅粉为“银屑”，绿色为“翠石”，白色为“月白”，墨色为“蓝元”，色浅为“亮”、色深为“暗”，盛放各色染料的瓦钵为“猪缸”等等。还有，待染的棉纱为“千绪”，棉布为“硬披”，绸布为“软披”，衣服为“片子”，帽子为“瞒天”，长衫为“套子”，马夹为“脱臂”，女装为“阴套”，成批的布料为“匹头”，印花用的横板为“花身”，开具的单据为“飞子”等。染匠还把石灰称为“白盐”，染缸为“墨悲”或“酸口”，染缸下的地灶为“地龙”，从染锅中提染件的绞棍为“棍头”，晾布的高木架为“天平”，楠竹杆为“长箫”，轧光的碾布石为：“上石元宝”，凉晒染布为“斗光”，理布的橙子为“瘦马”，刷染坊的扫帚为“洒子”，染坊里染工的主管师傅为“管缸”，有技术的染匠为“场头”等等。 民国初期，永安城内有大小染坊五、六家之多，均设在牛屎弄、五层阶、西门和忠英庙一带。其中，以邹记“何弥协”一家染坊规模较大。本地染坊，多为前店后坊，有的还带有后院。染坊以铁制平锅、陶缸、木楻或青石砌成大池，内可漂洗染晒。如染坊遇有大批染件，在坊内染好后用竹筐挑至体育场、公路边、河滩上等较为空旷的地方搭架或铺地晾晒。小小山城，每到晴日，布浪翻卷，蓝靛飘香，也蔚为壮观。染后稍干的小件衣物，有的便挂在店前晾架上待取，有的则叠好放在多层的大木橱内。染坊柜台一般以硬木制成，为长形全封闭式，非常坚实。铺内有掌柜和小工支应，开据出的“飞子”和记账时均写“半拉子字”，布条签扣上也有店内暗记，外行人很难看懂，避免了冒领、骗取等现象发生。永安本地小孩得腮腺炎，俗称“长猪头”，方言“大牙槽”，只要涂抹蓝靛，数日即好。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染坊常免费供患者使用，是一种行善积德之举。永安本地籍老染匠林庆文，因染技高超从不设店。他在自家中置有数口铁平锅及4个木制大染楻，承接布商大量染布业务。他染布工艺独到，将匹布下水后进行蒸煮，再送入大木楻内冷染，晒干后复蒸并上胶再染。经此反复后布色鲜艳、硬挺，同等布料经其染后晒干碾整，可高价出售且销路极畅。林庆文的儿子林永贵，子承父业，青出于蓝，也是永安首屈一指的染匠。据他说，他父亲有一手绝技，能将一块布料同时染成一面白一面蓝，并可20年不褪色。这在当时非常轰动，上了岁数的本地人或许还能记得，可惜此技已经失传。不过林老伯自信的说“只要料够，可以一试。”民国32年（公元1943年）1月2日，永安染坊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会长邱春义，地址设新街32号。本地染匠，以江西、福州、永安三地人构成。当年，永安全县经营棉布77200匹，其中土白布占23785匹。大量的土白布，是通过本地和周边县的染坊，染成学生蓝和土黄军装布，也算是为抗战救国做出一份贡献。由于战时经济相当困难，本地染坊多为当地群众染手工梭布和翻染旧衣。同时，大量苎麻兜袋、手搓麻线、蚊帐布等亦以染坊余料过色。 1950年10月，永安工商业联合筹委会，按行业组成“永安县染坊同业公会”。1956年，县内染坊全部加入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合作化企业，城区染坊归并后仅剩2家，隶属二轻系统。此后，永安染坊受机织和三明印染厂化学染布等产品的冲击，业务极度萎缩。文革期间，许多色彩艳丽的有机染色布、丝织被面、花格床单等，为避“封、资、修”罪名，大量被群众送入染坊。造反派、红卫兵喜用各色布染成草绿色，仿制军装。另外，还有很多旧衣裤、旧毛线等，有大改小、带补丁、旧翻新等等，均源源不断地送入染坊，使频陷绝境的染坊又红火了一阵。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后，永安各界筹备召开追悼大会，各单位赶制黑纱、挽联，市面黑布断缺。为此，做为一项政治任务，大批本地产的“龙头白布”被送入染坊。记得永安洗染店有人说“来不及”，而引起群众愤怒，当事人还被有关部门扣押了几天。改革开放以后，永安染坊每况逾下。1984年，在新西路改造时，城区唯一的染坊被拆迁关闭。染匠一双因长期浸染的蓝手，被有关单位安排至二塑、四塑厂。从此，染坊从永安社会生活中彻底退出。1987年5月，市针织厂与贡川镇企管委联办“永安印染厂”。次年6月1日竣工投产，生产印染布191吨。1989年，印染布产量提高至420吨。但是，“此染已非彼染”。可谓：成名非拾紫，色润本施蓝；城南话旧事，最难是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