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唯有宪政，宪政的基本好处是建立一个法治的制度落实宪法，限制权力，驯服权力，制衡权力，构建公民社会和有宪法限制的有限权力政府。
近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宪政”争论已经从社会群体扩展到体制内群体。有人总结发现反对“宪政”的不仅有社会群体，更有退休和在任官员；同样，支持宪政不仅有社会群体，也有官方群体，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为实现中国宪政而努力而已经退休的官员。 “宪政”争论的激进化程度也让人堪忧。有学者在海外华文媒体发文指出“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双方不仅有理论争论，也有人身攻击，主要是把自己或者自己阵营道德化，把他人和他人阵营妖魔化。官方本身至今还停留在不作正式表达的鸵鸟政策”，有专家指出：官方正式对“宪政”之争没有公开表达态度，并不是说其没有态度。相反，官方，至少是官方媒体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宪政”学者写的文章，只有少数官媒发表了一些支持“宪政”的看法。 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存在就有合理性”，反对宪政的声音再大也消灭不了中国宪政的合理性，虽然“宪政派”缺乏传统的官方媒体平台，但从“宪政派”的声音在民间网络上并未败于“反宪政派”的事实以及官方媒体没有百分百的被“反宪政派”占领的事实来看，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假设说不是分歧的话，传统上官方一直要求所有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和思想上的统一。 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是，以《环球时报》、《红旗》等为代表的极左色彩浓厚的官方媒体拼命的为“反宪政”提供载体和平台，左派把“宪政”视为是西方的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并上升为“阶级斗争”的上纲上线程度其实不符合事实。 打开中国近现代史我们会看到：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努力其实是为了建立宪政。在辛亥革命早期，孙中山直接搬用西方宪政和议会政治，但很快就失败。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走上了一条探索的道路。这个探索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主席是一致的。蒋介石即使在大陆和台湾曾经执行专制，但在理论上也没有否认宪政。相反，他所秉持的是孙中山的政治发展三阶段论，即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的道路。台湾后来能够实现民主化，和政治精英对宪政意识形态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宪政”意识形态代表了台湾执政党和在野党尤其是民间与官方共同的政治发展的目标，所以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并没有毁灭台湾相反为中华民族的宪政道路以及中华民族政治改革做了最好的试验田。 中共其实也有探索宪政的道路，这一点不能忽略。共产党是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主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是以“宪政”的大旗团结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支持打败国民党的。较之国民党，共产党曾经在1940年代把“宪政”作为争取民心和斗争国民党的武器。1954年，在建政后的第5年的就制定了宪法，即54宪法。 要宪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实行宪政，宪法是宪政的最核心体现。但是被称为“人民伟大的导师和领袖”的毛主席在晚年自己破坏自己立起来的宪政，导致了无穷的恶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宪法成了一纸空文、政治无法无天，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手举“宪法”却不能保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一直到以“国家主席”身份被迫害致死。 （金久皓独家观点和论述，文责自负。严禁擅自侵权转载。若需转载和使用金久皓文字，[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