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20年代出版的机关刊物。周刊﹐1923年10月发刊于上海﹐后迁广州﹑汉口等地出版。创办人与编辑者为恽代英﹑林育南﹑邓中夏﹑萧楚女﹑任弼时﹑张太雷﹑李求实等。因受国民党政府迫害﹐1927年10月停刊﹐共出170期﹐最高发行量达3万份﹐在青年中产生过重大影响。1939﹑1948年曾两度复刊。 《中国青年》是“五四”以后最早提倡“革命文学”的刊物。它的前身《先驱》﹐早在1922年2月就设置“革命文艺”栏。《中国青年》创刊后﹐陆续发表有关文学问题的文章近30篇﹐引导文艺青年关心社会现实﹐接近工农群众﹐投身革命斗争﹐培养革命感情﹐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反对个人享乐与颓废悲观的倾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代英《八股﹖》﹑《文学与革命》﹐泽民《青年与文艺运动》﹐仲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楚女《艺术与生活》﹑《〈中国青年〉与文学》﹐张刃光《中国所要的文学家》等。这些文章把文学看作是“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一种“最有效用的工具”(《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对革命文艺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一些文章也存在着对初期新文学否定过多的缺点﹐发生过某种“左”的偏差。该刊还载文揭露封建文化势力的反动本质﹐并出版“泰戈尔特号”﹐批驳“东方文化”派利用泰戈尔来华之机所作的有害宣传。除译载高尔基等苏俄作家的作品外﹐《中国青年》也发表过一批较好的革命文学创作﹐如瞿秋白的《那个城》﹐朱自清的《赠友》﹐赵声的《遗诗》﹐绍吾的《我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巅》﹐吴雨铭的《烈士集》(组诗﹐共65首)﹐一声的《奴隶们的誓言》﹑《十月革命》﹑《誓诗》﹐光赤的《疯儿》等。第144期还以《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为题﹐译载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63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邀，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从此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共和国“一号英模”。 1989年，《中国青年》首先发起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通过群众投票，选出了张艺谋、向小平、聂卫平、李昌、冯长根、欧阳德平、王建、潘虹、刘琦、杨文意为首届“十杰”。 1993年9月4日，江泽民同志为《中国青年》创刊70周年题词：团结引导青年沿着党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1997年2月，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仅几天后，《中国青年》的悼念邓小平专刊《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即与读者见面。
《中国青年》传奇 毛泽东三次为她题写刊名；周恩来对她有求必应；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这些每一个名字如同一支火把的先驱是她的编辑……三次停刊三次复刊；推出雷锋、王杰、张海迪这些影响了几代人的平凡英雄；最早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思想解放初期掀起一场搅动全国的“潘晓讨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几乎都在这本杂志上留下传世之作；“机关刊走市场”苦思冥想，破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办好机关刊”这一中国期刊业的“歌德巴赫猜想”；“奋斗改变命运，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就是说：《中国青年》找到了新定位：中国励志第一刊！ ·1923年至1927年·激情似火的红色时尚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这是《中国青年》1923年的发刊词的开首语。时隔80年，当我们在阳光下再次大声诵读这些文字时，仍能迫切地感受到一股热浪向我们扑来，这些年轻热情的文字穿过时空的隧道，依然能让我们热血沸腾，心跳不止。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诞生在上海淡水路66弄4号。从一开始，《中国青年》就具有鲜明的红色背景，她所提倡和鼓动的“红色时尚”引领了无数革命青年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国青年》的诞生绝对是创造了一种特立独行的辉煌，它震耳欲聋的呼叫让无数颗年轻的心怦然而动。在这辉煌和一呼百应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名字，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林育南等等，这些名字无一不浸染着鲜血，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支支跳跃着红色的火把。这些《中国青年》早期编辑们的为人、为文、为思，为这本杂志在中国现代思想史、革命史和传媒史上赢得了丰碑般的地位。 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国青年》随着革命的浪潮而起伏，出刊170期。《中国青年》以其无惧无畏的战斗激情度过了她最初的四年灿烂历程，沉静于黑暗中。 ·延安时期·一份值得骄傲的作者名单 1927年至1934年，《中国青年》先后改名为《无产青年》《列宁青年》《青年实话》。但她们的出版一直处在一种非正常状态，在根据地时，不仅出版周期经常变动，到后来只能以油印的形式刊发，更像是一份内部资料。 1939年4月，《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毛泽东第一次为她题写刊名。虽然当时《中国青年》处在红色政权的中心地带，但经济的困难依然影响着她的正常出版。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的是她那份作者名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王明……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两年中共刊出29期，其中包括三期晋西版《中国青年》。直到1941年3月第5期，《中国青年》终因无力继续出版而暂时停刊，这一别就是漫长的七年。 ·新中国·为建设一个新时代鼓与呼 1948年秋天，《中国青年》第二次复刊。毛泽东又一次为她题写了刊名，还专门为她写了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四句话成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局面的指导思想。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伴随着国家的建设和一项项的政治运动忠实地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风格。这18年中，她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财富：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邢燕子、雷锋、向秀丽、王杰、南京路上好八连、刘英俊…… 1963年3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发表使这一期杂志的发行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各地加印118万份仍不能满足需求，各地团委又翻印了207万份……随着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地位几乎无可比拟。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青年》又一次告别了她的读者，1966年8月16日，第1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毛主席对全国全军的伟大号召》并刊登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成为她在“文革”前最后的绝唱。 ·第三次复刊·涅盘后的勇气与个性 沉寂了12年后的复刊犹如一次涅 ，1978年的《中国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创刊时有过的激情和勇气成就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惊世骇俗的业绩。经过了十年动乱的人们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而其时社会上对于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与“两个凡是”的较量也使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置身于历史的转折点。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和《“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笔锋如剑直指“两个凡是”，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战斗不仅止于此。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对天安门事件有了“不改变结论”的说法时，《中国青年》冲破了思想的障碍，一鼓作气，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在文中首次宣称：“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这一毫不含糊的宣战直接触及了“两个凡是”的底线，杂志刚一面世，一时“洛阳纸贵”。 这一充满着勇气的举动为《中国青年》之后的个性和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5月，一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使她又一次成为传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潘晓讨论”也不啻于一场惊雷，撼动青年的内心。而在23年前，要进行这样一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更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中国青年》也在这时创造了当期400万册发行量的奇迹。 ·走进新世纪·喧嚣的时代坚持梦想 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整个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青年》也开始了适应时代的改革。从“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到“关注青年中国，服务中国青年”，这本人们心目中的“红色刊物”同时经历了社会和市场的两场考试。进入新世纪，她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励志第一刊”，提出“奋斗改变命运，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的口号，逐渐成为新世纪无数奋斗中的青年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
